甘肃母亲痴呆了整整35年,突然想起自己在上海有个保险箱,存了

李建国正拿着一把磨得发亮的旧铁勺,费力地往母亲嘴里送着糊糊。

75岁的李秀莲突然死死攥住他的手腕,那双浑浊了几十年的眼睛,竟然一下子变得清亮起来。

“建国…妈想起来了…”李秀莲嘴唇哆嗦着,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我在上海…银行里头…存了1.8公斤金条…”

“妈,您净说胡话,快把糊糊吃了。”

李建国以为母亲又犯糊涂了,轻轻拍着她枯瘦的手背,像往常一样哄着。

“不是胡话!”李秀莲猛地用力,指甲都快掐进了儿子的肉里,眼里闪着一股从未有过的狠劲儿。

“南京东路,一栋红砖楼,保险箱的号码是A-0735,妈一个数都没忘!”

妻子王桂香听见屋里动静不对,从灶房跑了过来,看到婆婆那清醒得吓人的眼神,也愣住了:“这…这是咋回事?”

李建国的心尖子都颤了,像揣了只兔子往嗓子眼里拱,手里的铁勺“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激动又不敢信地嚷道:

“1.8公斤…按现在的金价,那不得值80多万啊!”

整整35年了,这是第一次,这个被痴呆症死死缠住的老人,说出了这么一长串清晰完整的话。

而这些话,将像一颗炸雷,彻底劈开这个压在黄土地下的贫困家庭的命运…

01

甘肃省定西市李家坳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骨头缝都冻住。

黄风卷着沙砾,一下下地打在糊着报纸的窗户上,发出“噗簌簌”的声响,像有人一直在拿小石子砸。

李建国蜷在冰冷的土炕上,瞅了一眼床头那只老旧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凌晨4点58分,他叹了口气,翻身坐了起来。

这个钟点起床,已经成了他35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

“又是一天。”李建国喃喃自语,光脚踩在冰得刺骨的土地上,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隔壁屋里传来母亲李秀莲模糊不清的哼唧声,还夹杂着被褥摩擦的“悉悉索索”声。

李建国心里一沉,赶紧套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推门走了进去。

果不其然,75岁的李秀莲又把尿撒在了炕上。

大半个炕席都湿了,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老人正用手胡乱地拍打着湿处,嘴里“啊啊”地叫着,像是想把那片湿的地方拍干。

李建国强忍着心头的酸楚和那股熏人的味儿,赶紧上前拉住母亲的手:

“妈,您咋又…别动,别动,建国来收拾。”

李秀莲茫然地看着儿子,眼神空洞得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她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李建国熟练地从炕尾拖出半袋子早就备好的草木灰,先均匀地撒在湿处吸潮气,然后从床头拿起旧布巾和一盆冷水,开始一点点擦拭。

这样的场景,他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回了。

从母亲40岁那年突然发病到现在,整整35年,几乎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活计。手上的冻疮每年冬天都犯,今年格外厉害,裂开的口子渗着血珠,一沾冷水就钻心地疼。

“妈,您慢点,别乱动,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

李建国一边轻声安慰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帮母亲擦洗身子。

清理完母亲后,李建国又开始收拾炕铺。

他先把湿透的旧棉絮卷起来立在墙角,等白天出太阳了拿到院子里晒,然后从那个掉漆的木柜里拿出备用的干净床单和被褥。

这些年,家里常年备着五六套床单被褥,就是为了应付母亲随时可能出现的状况。

“建国,你累不?”李秀莲突然开口问了一句,但眼神依然是茫然的。

李建国停下手里的活,一股酸涩涌上鼻腔。

母亲偶尔会说出这样的话,仿佛一瞬间清醒了,但很快,那点清明就又被无边的混沌吞没了。

“不累,妈。只要您好好的,儿子咋都不累。”

李建国摸了摸母亲花白的头发,眼眶有些发热。

他年轻时在县城的工地上摔断过腿,干不了重活,只能守着这几亩薄田,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让母亲安安生生地活着。

处理完这一切,东边的天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李建国去灶房生火做饭,给母亲熬小米粥。

按照医生的嘱咐,李秀莲每天要按时吃三种药,还要尽量保证点营养。

这时,妻子王桂香揉着惺忪的睡眼从里屋走了出来。

看到李建国忙碌的背影,她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火气:

“建国,你妈又折腾了?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小声点,别把晓峰和他媳妇吵醒了。”

李建国压低声音说,“妈又不是故意的,她自己也做不了主。”

“做不了主?她都这样35年了!”王桂香的声音还是拔高了。

“你瞅瞅咱这日子过的,还有个人样吗?”

“一天到晚围着个痴呆老婆子转,连自己的儿子儿媳都顾不上了!”

李建国默默地用勺子搅着锅里的小米粥,没接妻子的话。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他已经麻木了。

王桂香见丈夫不吭声,气更不打一处来,把手里的搪瓷碗往灶台上一墩,豁口的碗沿磕出个新茬:

“你倒是说话啊!哑巴了?”

“晓峰结婚欠的12万外债还没还上。”

“你妈的药费一个月就得1200块,咱家一年到头刨去吃喝才挣几个钱,这账你算过没?”

“药不能停,妈的病本来就不好控制,一停药就更厉害了。”

李建国终于开口,声音里满是疲惫,“钱的事儿慢慢想办法,总能过去的。”

王桂香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想办法?你都52岁了,腿还有旧伤,除了刨这点地你还能干啥?”

“我嫁给你快30年了,哪天过过安生日子?天天守着个痴呆老婆子,连个囫囵觉都没睡过!”

正说着,隔壁屋里传来李秀莲的哭声。

夫妻俩的争吵声把老人吓到了,她在屋里大喊大叫,声音凄厉得让人心头发颤。

“你看你,又把妈吓着了。”李建国赶紧关了火,跑进母亲屋里。

李秀莲正坐在炕上,像个受了惊吓的孩子一样大哭,眼泪顺着满是褶子的脸颊往下淌。

看到儿子进来,她伸出干枯的双手要抱抱,嘴里发出“妈妈,妈妈”的声音。

李建国轻轻抱住母亲,像哄小孩一样拍着她的后背:

“不怕不怕,妈妈在这儿呢,没事了,没事了。”

在李秀莲的认知里,52岁的儿子就是她的“妈妈”,这是痴呆症病人常见的症状。

医生说这是因为大脑退化,她把最依赖的人当成了生命里最初、最重要的那个角色。

等母亲情绪稳定下来,李建国又开始喂她吃早饭。

李秀莲的吞咽功能退化得厉害,每次吃饭都得格外小心,生怕她呛到。

“妈,张嘴,喝粥了。”李建国用勺子舀了一小勺温热的小米粥,轻轻送到母亲嘴边。

李秀莲张开嘴含了一口,但下一秒就“噗”地全吐了出来,粥汤溅了李建国一身。

“妈,粥不烫,您再尝尝。”李建国擦了擦身上的粥汤,又耐着性子舀了一勺。

这一次,李秀莲直接伸手打掉了勺子,小米粥洒了一地。

她开始变得烦躁,两只手胡乱挥舞着,嘴里发出不满的叫声。

“不吃就不吃吧,等会儿再喂。”

李建国无奈地放下碗,心里明白这事儿急不来,只能等母亲情绪平复了再试。

收拾完地上的狼藉,李建国回到灶房。

王桂香还坐在那儿抹眼泪,看到丈夫回来,忍不住又开始抱怨。

王桂香抽泣着说,“建国,我不是不孝顺,可你看看咱这日子。”

“晓峰好不容易结了婚,他媳妇晓雨怀孕了,正是需要营养、需要钱的时候。”

“可咱家呢?为了你妈,连自己的孙子都快顾不上了。”

李建国听到这话,心头像被重重捶了一下:“晓雨怀孕了?啥时候的事?”

“昨天刚查出来的,她不好意思跟你说。”

王桂香哭着说,“人家姑娘是邻县的,嫁到咱这穷山沟里来,图个啥?”

“现在怀了娃,正是要补身子的时候,可咱家拿啥给人家补?天天喝稀粥啃咸菜,你让她拿什么养胎?”

李建国沉默了,儿子李晓峰今年25岁,去年刚结婚,为了盖新房、办婚礼,借了12万的外债。

现在儿媳又怀孕了,确实需要更多的钱。

可家里的收入就那么点,除了种地的微薄收成,就是他偶尔去镇上打零工挣的几个辛苦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要不…要不把妈送到养老院去吧?”王桂仿试探着说。

“县里不是新开了家养老院吗?听说专门收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不行!”李建国想都没想就断然拒绝了。

“妈辛辛苦苦一辈子把我拉扯大,我不能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把她扔了。”

“再说了,养老院一个月要3000块,比咱在家照顾还贵得多。”

“那你说咋办?再这样下去,这个家非散了不可!”

王桂香彻底崩溃了,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

就在这时,儿子李晓峰和儿媳晓雨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25岁的李晓峰长得跟父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老实憨厚,看到母亲在哭,赶紧上前去扶。

“妈,您别哭了,有啥事咱好好说。”李晓峰扶起母亲,心疼地说。

“说啥?你奶奶这个样子,你爸又不肯送养老院,咱这个家还有啥指望?”

王桂香抱着儿子痛哭,“儿啊,是妈对不起你,让你跟着受这罪了。”

李晓峰的妻子晓雨站在一旁,脸色有些发白,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委屈。

她虽然也是农村姑娘,但嫁过来就要面对这样的家庭状况,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妈,您别这么说。”李晓峰安慰着母亲,又看向父亲,“爸,要不我出去打工吧,多挣点钱。”

“你媳妇怀着孕,你咋能出去?”李建国摇摇头。

“再说了,你没啥技术,出去也挣不了几个大钱。”

一家人陷入了死一样的沉默,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绝望的味道。

这就是无数中国农村家庭最真实的写照:

老人生了病,年轻人背着债,整个家庭都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

“要是有个啥奇迹发生就好了。”王桂香擦着眼泪,无力地说道。

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她随口一说的奇迹,很快就要来了。

02

转眼到了下午,李建国准备给母亲喂午饭。

他端着一碗蒸得嫩嫩的鸡蛋羹走进屋,李秀莲正呆呆地坐在炕沿上,目光涣散地看着窗外那棵掉了叶子的老槐树。

“妈,吃饭了。”李建国在母亲身边坐下,用勺子舀起一小块蛋羹。

就在他准备把勺子往母亲嘴里送的时候,李秀莲突然猛地转过头来。

她那双原本像蒙了层灰的眼睛,竟然一下子变得清澈明亮,死死地盯着儿子的脸。

“建国?”李秀莲开口了,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吐字却异常清晰。

李建国愣住了,手里的勺子差点掉下去。

母亲已经有太久太久没有这样清楚地叫过他的名字了。

“妈?您…您咋了?”李建国激动地握住母亲的手,“您感觉咋样?”

李秀莲那枯树枝似的手指死死攥住李建国的胳膊,眼睛里像有火苗在跳: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好多事了。”

“想起啥了?您慢慢说,别急。”

李建国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他从来没见过母亲这样清醒的样子。

李秀莲深深地看着儿子,像是要把他这几十年被岁月刻下的皱纹都看进心里去。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建国,妈在上海…妈在上海的银行里存了东西。”

“上海?”李建国一脸疑惑,“妈,您说啥上海?”

“1978年,妈去上海的纺织厂干活,在那儿干了三年。”

李秀莲的声音越来越清楚,“妈存了1.8公斤金条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头。”

听到这话,李建国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半天都合不拢。

母亲年轻时确实去过外地打工,可这些年她病着,从来没提过什么金条的事。

“妈,您确定?1.8公斤金条?”李建国的声音都在发抖。

“确定!千真万确!”李秀莲用前所未有的力气握着儿子的手。

“南京东路附近,一栋红色的砖楼,中国工商银行,保险箱号码是A-0735。”

李建国倒吸一口凉气!

按照现在的金价,一克差不多四百五,1800克…那就是81万!

这个数字对他们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妈,您…您不会是病糊涂了吧?”李建国还是不敢相信,小声地问。

“我没糊涂!”李秀莲突然激动起来,眼里闪过一丝被怀疑的愤怒。

“那是妈一根纱一根纱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换来的金条!儿啊,你一定要信妈!”

正在这时,王桂香听到屋里的动静,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婆婆清醒的样子,她也吃了一惊。

“妈,您这是咋了?咋突然这么精神?”王桂香试探着问。

李秀莲看向儿媳妇,“桂香啊,妈想起一件顶要紧的事。”

“妈在上海存了1.8公斤金条,现在能值80多万呢!”

王桂香听到这话,眼睛瞬间就亮了,跟黑夜里点着了两盏灯笼似的。80多万!那可是她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妈,您说的是真的?”王桂香激动地凑上前,“真的有80多万的金条?”

“当然是真的!妈咋会骗你们?”李秀莲一字一句地说。

“妈记得清清楚楚,保险箱的密码是0735,就是妈的生日,七月三十五…不对,是七月初五。”

王桂香赶紧掏出手机,手指颤抖地按着计算器。

1800克乘以450元,确实是81万!

她的手都在发抖,这笔钱,能把家里的债还清,能给晓雨补身子,还能给未来的孙子攒下一大笔钱!

“妈,您再想想,还记得啥别的细节不?”王桂香急切地问。

李秀莲努力地回忆着,“妈记得那个银行的位置,就在南京东路旁边,门口有两只大石狮子。”

“那时候妈在厂里干活累,但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攒够了钱就去买金条存起来。”

可即便已经这么清楚明确了,李建国心里还是悬着。

毕竟母亲已经痴呆35年了,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妈,您真的确定有这些金条吗?万一…”李建国话还没说完,就被王桂香一把拉住了。

“你这是啥意思?妈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还怀疑啥?”

王桂香有点生气地说,“81万啊!够咱家用一辈子了!”

“可是妈的病…”李建国还是担心。

“我没有病!至少现在没有!”李秀莲突然大声说。

“儿啊,妈求你了,你一定要去上海把那些金条取回来。”

“那是妈给你留的,是妈这辈子最金贵的东西!”

看到母亲如此激动,李建国的心也开始动摇了。

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确实能把这个家从泥潭里彻底拉出来。

“妈,您还记得当时在上海的其他事吗?”李建国试着问。

“记得!妈在纺织厂干活,住在厂里的宿舍。”李秀莲的回忆像开了闸的洪水,越来越清晰。

“妈的工友叫张美丽,她是上海本地人,就是她带着妈去银行存钱的。”

“还有呢?”王桂香急切地追问。

“妈记得银行的保险箱在地下室,得用两把钥匙才能打开。”

李秀莲继续说,“一把钥匙在银行,一把钥匙妈带回来了,就藏在…”

说到这里,李秀莲突然停住了,眼神又开始变得有些茫然。

“藏在哪儿?妈,您快说啊!”王桂香着急地摇着婆婆的胳膊。

“我…我想不起来了。”李秀莲的声音变得微弱,“好像是…好像是在个啥盒子里头…”

李建国看到母亲的状态不对,赶紧拦住妻子:“别急,让妈慢慢想。”

但是李秀莲的眼神已经重新变得涣散,刚才那点光亮迅速褪去,仿佛只是昙花一现。

她开始茫然地看着周围,好像又不认识眼前的人了。

“妈?妈?”李建国轻声叫着,但李秀秀已经没了回应,又重新陷进了那个混沌的世界里。

王桂香急得直跺脚:“咋又糊涂了?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可能是病情的原因,医生说过痴呆病人偶尔会有短暂的清醒期。”

李建国若有所思地说,“但是妈刚才说的那些话…”

“那些话肯定是真格的!”王桂香断然说道。

“你看妈说得多清楚,连银行在哪儿、保险箱号码都记得一清二楚。”

“要是瞎编的,她咋可能说得这么详细?”

李建国心里也开始信了七八分。

母亲确实年轻时去过上海打工,而且她刚才说的那些细节都很具体,不像胡编乱造。

“要不,我去村里问问,问问那些老人,看有没人知道妈当年在上海的事。”李建国说。

“对!赶紧去问!村里的老人肯定知道些啥。”王桂香连忙催促。

李建国看了看还在发呆的母亲,心情复杂地走出了屋子。

如果母亲说的是真的,那这笔钱确实能救活他们一家。

但如果是假的,那去上海这一趟不就是白折腾吗?

不管咋样,他决定先去把母亲当年的事儿打听清楚。

傍晚的李家坳炊烟袅袅,李建国走在熟悉的土路上,心里五味杂陈。

81万的金条,对他们家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母亲那清醒的眼神和详细的描述,又让他不得不信,这可能是真的。

“要是真有这些金条,那就是老天爷开眼了啊。”

李建国喃喃自语,脚下的步子不由得快了几分。

03

李建国首先来到了村里最年长的张大爷家。

快八十岁的张大爷是村里的“活历史”,见多识广,对村里每家每户的老黄历都门儿清。

“张大爷在家不?”李建国在院子外喊道。

“在呢,建国啊,快进来坐。”张大爷颤巍巍地打开门,让李建国进屋,“天都快黑了还出来,有啥事吗?”

“张大爷,我想跟您打听点事。”

李建国坐下后直接开门见山,“您还记得我妈当年去外地打工的事不?”

张大爷眯着眼,仔细回忆着,“你妈秀莲?记得,咋不记得!那都是快四十年前的事了。”

“你妈当年确实去过上海,在啥纺织厂干过活。”

听到这话,李建国心里一喜,至少母亲去上海打工这件事是真的。

“您还记得具体的情况不?比如她去了多久?”李建国追问道。

“应该是三年光景吧,78年走的,81年回来的。”张大爷努力回忆着。

“那时候村里好几个年轻人都去上海打工了,你妈是其中一个。”

“她回来的时候变化可大了,说话的口音都带了点上海腔调,村里人都笑话她。”

“那她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带啥东西回来?”李建国试探着问。

“这个…时间太久了,我也记不太清了。”张大爷摇摇头。

“不过我记得你妈回来后,人变得特别节俭,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

“当时村里人都说她在上海见了大世面,学会了城里人的精打细算,都不像个农村婆姨了。”

李建国又问了一些细节,但张大爷年纪大了,很多事都记不清了。

不过至少可以确定,母亲确实在1978年到1981年间在上海工作过三年。

告别了张大爷,李建国又去了几户老邻居家打听。

大家对李秀莲当年去上海的事都有印象,但对于具体的细节却说法不一。

“你妈当年在上海可厉害了,听说厂里的领导都挺看重她。”邻居王大婶说道。

“她回来的时候确实带了不少东西,有上海的雪花膏,还有一些当时稀罕的布料。”

虽然大家的说法不尽相同,但都证实了一点:

李秀莲确实在上海工作过,而且那段经历对她来说很重要。

回到家里,李建国把打听来的结果告诉了王桂香。

“看吧,我就说妈说的是真的!”王桂香兴奋地说。

“既然妈真的在上海干了三年,那她说的金条也肯定是真格的!”

“可是咱还没找到妈说的那把钥匙啊。”李建国提醒道。

“钥匙肯定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咱俩慢慢找。”

王桂香已经等不及了,“妈刚才说藏在啥盒子里,咱们把家里所有的箱子柜子都翻一遍!”

于是,夫妻俩点着昏暗的煤油灯,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

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抽屉、柜子、箱子,甚至连炕洞底下都没放过。

在一个破旧的木箱里,李建国找到了一些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其中有几张就是在上海拍的,照片背景确实是城市的高楼大厦。

“你看,这就是妈在上海时候的照片!”李建国激动地拿着照片给妻子看。

“太好了!这更能证明妈说的是真的!”王桂香越来越兴奋。

继续翻找,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当年的旧物件:一个印着“上海第三纺织厂”字样的搪瓷缸子,一张已经发黄的工作证,还有几张被虫蛀了的工资单。

工资单上清楚地显示着李秀莲的名字。

“妈那时候一个月工资48块钱,干了三年,刨去吃喝,确实能攒下不少钱。”

李建国心里盘算着,“要是那时候金价便宜,真买了金条,也不是没可能。”

在一个装杂物的小铁盒最底层,王桂香发现了一张已经非常模糊的纸条。

纸条上的字迹大部分都看不清了,但隐约能看出是银行的什么单子。

“这是啥?”王桂香拿着纸条仔细辨认。

“看着像是银行的存单或者凭据。”李建国凑过来看。

“上头好像有编号,但是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虽然找到了这些零零碎碎的证据,但最关键的钥匙还是没有找到。

夫妻俩把整个屋子翻了个底朝天,连墙角的蜘蛛网都捅破了,但就是找不到母亲说的那把钥匙。

“会不会是妈记错了?或者钥匙早就丢了?”李建国有些泄气。

“不可能!妈说得那么清楚,钥匙肯定在家里。”

王桂香不甘心,“可能是咱找的地方不对,明天再好好找找。”

第二天一早,李建国又去了村里,这次他想找的是当年和母亲一起去上海打工的同伴。

在村东头的赵大娘家,李建国得到了更多的信息。

赵大娘回忆着,“你妈当年跟我家大闺女是一起去的上海,她们在一个厂里干活。”

“你妈那个人,特别实在,也特别能攒钱,我们那一批去的人里,就数她最会过日子,从来不乱花一分钱。”

“您还记得她回来时候的情况不?”李建国问道。

“记得啊,她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穿得也洋气,说话口音也变了。”

赵大娘笑着说,“她还给村里的小娃们带了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那时候可稀罕了。”

“那她有没有提过在上海存钱的事?”李建国试探着问。

“这个…她倒是说过上海的银行牢靠,比把钱放枕头底下强多了。”

赵大娘想了想,“当时我们都觉得她见过大世面,说话做事都跟我们不一样了。”

通过这些调查,李建国心里基本有底了:

第一,母亲确实在上海工作过三年;

第二,她确实非常节俭,能攒下钱;

第三,她对上海的银行确实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

回到家里,李建国发现母亲又恢复了清醒状态,正坐在炕上,看着窗外发呆。

“妈,您感觉咋样?”李建国激动地走过去。

“建国,你回来了。”李秀莲转过头看着儿子,眼神依然清澈,“你找到那把钥匙了没?”

“妈,我们把整个屋子都翻遍了,都没找到钥匙。”

“您能再想想吗?到底藏在哪儿了?”李建国急切地问道。

李秀莲闭上眼睛,眉头紧锁,努力地回忆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睁开眼睛,像想起了什么要紧事:“我想起来了!钥匙在那个红木箱子里!”

“红木箱子?”李建国愣了一下。

“对!就是妈结婚时候的陪嫁,那个红木箱子!箱子底有块板是活的,钥匙就藏在里头!”李秀莲激动地说。

李建国想起来了,家里确实有一个红木箱子。

那是母亲的嫁妆,当年从外婆家抬过来的,现在已经放在储藏室里好多年了,上面落满了灰。

“我马上去找!”李建国转身快步走向储藏室。

那个红木箱子果然在储藏室的角落里,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李建国小心翼翼地把箱子里的旧衣服都拿出来,果然发现箱子底的一块木板有些松动。

他找来一把菜刀,撬了半天,才把那块木板撬开。

木板下面,是一个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

他一层层拆开油纸,里面是一个红布包,再拆开红布包——一把小巧的黄铜钥匙静静地躺在里面,钥匙柄上还清晰地刻着“A-0735”的字样。

“找到了!真的找到了!”李建国激动得浑身都在发抖,他紧紧地握着这把跨越了三十多年的钥匙。

这一刻,他终于完完全全地相信了母亲的话。

金条是真的,保险箱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

80多万的财富,就在遥远的上海,等着他去取回来。

04

拿着钥匙回到屋里,李建国发现母亲又陷入了痴呆状态,茫然地坐在炕上。

但这次他没有失望,因为钥匙已经找到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找到了没?”王桂香急切地迎上来。

“找到了!真的找到了!”李建国激动地把那把黄铜钥匙递给妻子看。

“钥匙上还刻着保险箱的号码,A-0735,跟妈说的一模一样!”

王桂香接过钥匙,仔仔细细地端详着。

这把钥匙虽然有些锈迹,但保存得还算完好,上面的编号清晰可见。

“太好了!这下真的可以确定了!”

王桂香兴奋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80多万啊!咱家终于要翻身了!”

儿子李晓峰和儿媳晓雨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

当他们听说有80多万金条的事情时,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爸,您确定奶奶说的是真的吗?”李晓峰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钥匙都找着了,还能有假?”王桂香把钥匙给儿子看。

“你奶奶年轻时在上海干了三年活,村里的老人都作证了。”

晓雨看着那把小小的钥匙,心里也开始激动起来。

如果真的有80多万,那所有的债务都能还清,自己怀孕也能吃上点好的,孩子的将来也有了保障。

“那咱啥时候去上海?”王桂香迫不及待地问。

“这个…得好好计划一下。”李建国冷静下来,开始考虑实际问题。

“去上海得有路费,车票、住店、吃饭,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几千块算啥?取回来可是80多万!”

王桂香毫不在意,“把家里那头老黄牛卖了,肯定够路费了。”

“还有个问题,妈咋办?”李建国看向还在发呆的母亲。

“她的情况离不了人,我要是去了上海,家里谁来照顾她?”

“我来照顾!”王桂香立刻说道,“反正也就几天的事,我能应付。”

“你确定?妈的情况你也知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有人盯着。”李建国不放心地说。

“我跟晓峰轮流看着,没问题的。”王桂香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耽误。”

经过一家人的商量,最终决定由李建国一个人去上海。

虽然风险很大,但这是他们全家唯一的希望。

第二天,李建国就去县城的集市上,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老黄牛卖了,卖了8000块钱。

这头牛是家里的重要劳力,平时耕地都指望它,但现在,只能忍痛割爱了。

“这8000块钱够你在上海待一个星期了。”王桂香把一沓零零碎碎的钱塞到丈夫手里,“一定要把金条取回来!”

“我会的。”李建国郑重地点了点头,“不管遇上啥困难,我都一定要成功。”

临走前,李建国在母亲炕前坐了很久。

虽然李秀莲现在神志不清,但他还是想跟母亲说说话。

“妈,儿子要去上海了,去取您说的那些金条。”

李建国握着母亲干瘦的手,“您放心,儿子一定会把它们平平安安地带回来的。”

李秀莲茫然地看着儿子,没有任何反应。

但不知道为什么,李建国总觉得母亲的眼神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微微闪动。

“妈,您还有啥话要对儿子说不?”李建国轻声问道。

突然,李秀莲的眼神清澈了一下,她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建国…只有你…妈只信你…”

说完这句话,李秀莲又陷入了混沌状态。

但这句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涌遍了李建国的全身,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当天下午,李建国就揣着那把钥匙和全家的希望,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离开甘肃,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火车在广袤的大地上奔驰。

窗外的风景从荒凉的黄土高坡,慢慢变成了绿色的田野,再到城市的高楼大厦。

李建国紧紧地握着口袋里那把钥匙,心里默默祈祷着一切都能顺顺利利。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李建国终于到达了上海。

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他被眼前的繁华景象彻底震住了。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就是母亲年轻时待过的地方。

按照母亲的描述,银行在南京东路附近。

李建国拿着一张在火车站买的地图,在茫茫人海中艰难地寻找着。

南京东路确实很繁华,到处都是商店和行人,看得他眼花缭乱。

但李建国没心思看这些,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寻找那座“红色砖楼”的银行上。

经过大半天的寻找,李建国终于在南京东路附近找到了一座红色的老式建筑,门口确实蹲着两只威风凛凛的石狮子。

建筑的牌子上写着“中国工商银行”。

“就是这里了!”李建国激动得心跳加速,他紧紧握着口袋里的钥匙,一步步向银行大门走去。

这一刻,距离那80多万的财富,只有一步之遥了。

05

走进银行大厅,李建国被里面现代化的装修和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给镇住了。

作为一个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农民,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进了电视里的另一个世界。

“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一位看着很和善的年轻女客户经理小张主动迎了上来。

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黄铜钥匙,紧张得手心都在冒汗,“我…我想查一个保险箱。”

“这是我妈留下的,她说在你们银行存了东西。”

小张接过钥匙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确实有银行的标识和一串编号。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小张在电脑上操作着,“请问您母亲的姓名是?”

“李秀莲,1948年出生的。”李建国报出了母亲的信息。

过了几分钟,小张抬起头,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

“先生,确实有这个记录。李秀莲女士在1981年开设了一个保险箱,编号是A-0735。”

听到这话,李建国差点当场跳起来。

母亲说的竟然是真的!真的有这个保险箱!

“但是…”小张继续说道,“这个保险箱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来过了。”

“按照规定,您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才能开启。”

“啥证明文件?”李建-国着急地问。

“首先需要证明您是李秀莲女士的合法继承人,其次需要提供李秀莲女士本人的身份证明。”

小张耐心地解释道,“因为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严格确认您的身份。”

李建国赶紧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面清楚地显示着他和李秀莲的母子关系。

“这个可以,但还需要李秀莲女士本人的身份证明。”小张看了看证件说道。

“我妈现在得了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根本没法亲自来。”

李建国解释道,“她是在病情偶尔清醒的时候告诉我这件事的。”

“这样的话,您需要提供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书,证明您有权处理她的财产。”

小张有些为难地说,“银行的规定就是这样,我们必须确保合法合规。”

李建国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麻烦的手续。

但他不能放弃,80多万的财富就在眼前,他必须想办法。

“那我现在就回去办这些手续,请您一定帮我保留好这个信息。”

李建国急切地说,“我妈的病一阵清醒一阵糊涂,万一她再也想不起来了,我就啥证据都没有了。”

看到李建国那张被生活压得满是褶皱的脸,和他眼中那份焦急又无助的神情,小张也动了恻隐之心。

她想起了自己家里同样患病的外婆,很能理解这种痛苦。

“这样吧,叔叔,我先带您去地下保管库看看保险箱的位置,确认一下您这把钥匙是不是能对上锁孔。”

小张提议道,“如果钥匙是对的,就说明您说的情况可信度很高,我们再一起想办法解决手续的问题。”

“太好了!谢谢你!真是太谢谢你了,闺女!”李建国感激得连连道谢。

小张带着李建国来到银行的地下室,这里是保险箱的存放区域。

一排排冰冷的金属柜子整齐地排列着,每个柜门上都有一个编号。

“A-0735,就是这个。”小张指着其中一个保险箱说道。

李建国看着那个保险箱,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这就是母亲当年存放金条的地方,里面装着能改变他们全家命运的财富。

“叔叔,您试试钥匙。”小张说道。

李建国颤抖着手,将那把黄铜钥匙插入了锁孔,轻轻一转,只听“咔哒”一声轻响,锁芯转动了!

“钥匙完全匹配!”小张也很惊讶,“看来您说的确实是真的。”

李建国激动得差点腿一软坐到地上,钥匙真的对上了!这意味着母亲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那现在能打开看看里头有啥不?”李建国急切地问。

小张犹豫了一下,“按规定是需要完整手续的,但考虑到您的特殊情况…”

“我可以陪您一起打开确认一下,但您不能取走里面的东西,必须等手续办齐了才行。”

“可以,可以!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李建国连连点头。

小张用银行保管的那把主钥匙,配合着李建国手里的这把客户钥匙,两把钥匙同时插入,保险箱的外层锁打开了。

接着,是一个密码转盘。

当李建国颤抖着手指,按照母亲模糊记忆中提到的生日,输入密码“0705”时,保险箱发出了“嘀”的一声,锁开了。

保险箱的门缓缓打开的那一刻,他愣在了原地,一颗心急剧地加速,砰砰砰地剧烈跳动着——

06

保险箱里,并没有李建国想象中黄澄澄的金条。

只有一个半旧的铁皮饼干盒子,上面印着已经褪色的牡丹花图案。

李建国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一股冰凉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难道…难道母亲记错了?或者,金条早就被取走了?

他感觉自己的腿肚子都在打颤,从甘肃到上海,从希望的顶峰到失望的深渊,不过就是这开门的一瞬间。

“叔叔,您没事吧?”旁边的客户经理小张看他脸色煞白,关切地问。

李建国摇了摇头,定了定神,伸出颤抖的手,将那个铁皮饼干盒捧了出来。

盒子不重,里面似乎装着什么东西,发出了轻微的“哐啷”声。

他深吸一口气,用力打开了那已经有些生锈的盒盖。

盒子打开的瞬间,他再次愣住了。

里面没有金条,但也不是空的。

盒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十根用红布包裹着的小黄鱼,沉甸甸的,散发着温润而内敛的光泽。在小黄鱼的旁边,还放着一沓用油纸包着、已经泛黄的信件,以及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李建国拿起一根小黄鱼,那沉重的分量让他差点没拿稳。这就是金条!1.8公斤,一克不少!

他激动得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这三十多年压在心头的石头,仿佛在这一刻被彻底搬开了。

“叔叔,您别激动。”小张也被这一幕震撼了,轻声安慰道。

李建国擦了擦眼泪,颤抖着手拿起了那沓信件。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油纸,最上面的一封信,信纸已经脆黄,字迹却依然清晰。

“秀莲姐,见字如晤。”

开头是娟秀的字迹,落款是“张美丽”。

李建国的心猛地一跳,这不就是母亲清醒时提到的那个上海工友的名字吗?

他迫不及待地读了下去。

“秀莲姐,你让我办的事我办妥了。你救了那位陈老板,他非要报答你,送来的这些金条你又死活不要,非说你只是个农村出来打工的,不能要这不义之财。我拗不过你,只能按你说的,帮你把金条存进了银行的保险箱里。”

“银行的人说,得有个密码,我就用了你的生日,七月初五,好记。钥匙你可得收好了,这可是你后半辈子的依靠。陈老板人不错,他说救命之恩大过天,这点东西你受之无愧。你总说‘人穷志不穷’,可姐啊,这世道,好人也得有好日子过才行啊。”

信的末尾,还附了一句:“陈老板让我转告你,他永远记得你这个从甘肃来的、善良的李秀莲。”

李建国拿着信,手抖得不成样子。

他终于明白了,这笔巨额的财富,不是母亲省吃俭用攒下的,而是她当年在上海,用自己的善良和正直,换来的一份救命之恩的回报!

他的母亲,那个在他记忆里只会“啊啊”叫、生活不能自理的痴呆老人,曾经是这样一个有骨气的英雄。

他拿起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母亲梳着两条大辫子,笑得腼腆又淳朴。她的身边站着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男人,手里提着的,正是这个一模一样的牡丹花铁皮饼干盒。

那个男人,想必就是信里提到的陈老板了。

李建国看着照片上年轻的母亲,再想想炕上那个苍老无助的身影,眼泪再也止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了信纸上。

07

“叔叔,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客户经理小张也被这信里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李建国哽咽着,把信递给了小张。

小张看完,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她看着李建国,满是敬佩地说:“叔叔,您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李建国平复了一下情绪,继续拆开下面的信件。

这些信,都是张美丽在母亲回乡后陆续寄来的,信里聊着家常,说着工厂里的新鲜事。

直到他翻到最后一封信,信的日期是1982年初。

这封信的字迹,明显比之前的潦草和慌乱。

“秀莲姐,出大事了!你快别来上海了!千万别来!”

“陈老板…他出事了!上次抢他东西的那伙人,回来报复了!就在纺织厂门口,好几个人拿着刀…陈老板被砍了好几刀,浑身是血…我当时正好跟你在一起,你看到那一幕,当场就吓晕过去了…”

“姐,你醒来后就变得不对劲了,谁也不认识,话也不会说,医生说你是受了太大的刺激,精神失常了。厂里把你送回了甘肃老家,我给你写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

“姐,你千万要好起来啊!你是个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的!那些金条的事,你千万别想起来,也别跟任何人说,那些人太坏了,我怕他们会去找你麻烦…你就忘了这一切吧,忘了上海,忘了金条,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好…”

信到这里,戛然而止。

李建国拿着信,只觉得浑身冰冷,如坠冰窟。

他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都明白了!

母亲为什么会突然痴呆35年?不是生病,不是意外,而是因为她目睹了一场血腥的报复,她那颗善良的心,承受不住这样的惊吓和恐惧!

她不是忘了,她是把这个秘密,连同那段可怕的记忆,一起死死地锁在了自己的脑海最深处,一锁就是35年!

她潜意识里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家人,更是为了保护这个装满“救命钱”的秘密!

“妈…我苦命的妈啊…”

李建国再也忍不住,蹲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他哭母亲坎坷的命运,哭她深埋了35年的善良和恐惧,也哭自己这三十多年来对母亲病情的无知和误解。

小张默默地递上纸巾,眼圈通红。她立刻向上级汇报了这件特殊的事情,银行领导被李秀莲女士的事迹深深感动,当即决定特事特办,在公证人员的见证下,为李建国办理了财产取出和转移手续。

几天后,李建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踏上了返回甘肃的火车。

这一次,他的心情和来时截然不同。

他的背包里装的不仅仅是81万的财富,更是一个母亲沉甸甸的一生,和一份迟到了35年的真相。

08

李建国回到李家坳时,已是傍晚。

王桂香和儿子儿媳早就在村口焦急地等着了。

看到李建国平安回来,王桂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她急切地迎上去,压低声音问:“咋样?取到了没?”

李建国看着妻子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

回到家,关上门,李建国没有先拿出金条,而是把那沓信和那张黑白照片放在了桌上。

他声音沙哑地,把母亲在上海的经历,一字一句地讲给了全家人听。

屋子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当听到母亲是为了救人而得到金条,又因为目睹惨案而吓傻时,王桂香“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她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哭着说:“我…我真不是人啊!我以前还总抱怨妈,嫌她拖累了咱们家…我咋就这么糊涂!她…她才是咱家的大恩人,是咱家的活菩萨啊!”

李晓峰和晓雨也听得泪流满面,晓雨更是哭着说:“爸,奶奶太伟大了…也太苦了…”

一家人哭成一团,这眼泪里,有心酸,有悔恨,更有对李秀莲无尽的敬佩和心疼。

第二天,李建国就带着钱,去乡里把那12万的外债一次性还清了。

他还债回来的时候,腰杆挺得笔直,那是他这辈子走得最踏实、最扬眉吐气的一段路。

剩下的钱,李建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县城最好的馆子里,给怀孕的儿媳晓雨买了一只老母鸡,又买了很多营养品。

他把钱交到晓雨手里,说:“晓雨,你奶奶当年受了那么多苦,就是为了让咱们后辈能过上好日子。你把娃好好生下来,就是对她老人家最好的报答。”

晓雨含着泪点点头,摸着肚子说:“爸,您放心。等孩子生了,第一个就让奶奶抱!”

之后,李建国带着母亲去了省城最好的医院,做了最全面的检查。

医生说,母亲的病是严重精神刺激导致的长期应激障碍,虽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但如果能坚持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加上亲人耐心的陪伴,病情或许会有所好转。

这给了李建国巨大的希望。

09

半年后。

定西县城最热闹的街上,新开了一家杂货铺,招牌上写着三个朴素的大字——“秀莲杂货铺”。

店里,王桂香正系着围裙,满脸笑容地招揽着顾客。她像是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那个愁眉苦脸、怨天尤人的农村妇女,眉眼间满是知足和开朗。

铺子的旁边,李建国用剩下的钱买下了一个小院子。

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安上了暖气。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李建国正坐在炕边,耐心地给母亲李秀莲梳着头。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在他的照料下,干净又整洁。

他一边梳,一边轻声地给母亲读着张美丽写来的信。

“妈,您听,张美丽阿姨说,您那时候学上海话最快,还总说要带她回咱甘肃看看黄土高坡呢…”

“妈,您看,做好事真的会有人记一辈子的。您救了人,也救了我们一大家子。”

李秀莲安静地听着,眼神依旧有些茫然,但不再像以前那样空洞。她会看着儿子,偶尔嘴角还会微微动一下。

这天,李建国给母亲梳好头,扶着她在屋里慢慢走动。

窗外的阳光正好洒在母亲的身上,暖暖的。

李秀莲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儿子,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竟有了一丝清澈的焦点。

她伸出干枯的手,轻轻摸了摸儿子的脸,嘴唇翕动了几下,吐出了两个字。

“建国…暖…”

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低语,却像一道惊雷,重重地劈在了李建国的心上。

李建国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他用力地点着头,哽咽着说:“哎!妈!暖和!有儿子在,往后的日子,天天都暖和!”

他紧紧地抱住母亲,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把这三十五年缺失的温暖,全部都补回来。

阳光下,这对母子的身影,定格成了一幅最动人的画卷。

善良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一个母亲用半生的善良和坚守,最终为她的家庭,换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暖意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