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志兴
《乔冠华：败笔巨才》
01
家乡怎容不下他？
乔冠华，才子荟萃中的璀璨明珠，却也偶尔笔锋稍显偏颇。或许，正因其超凡的才华，反倒是衬托出了他的些许瑕疵。
可以从后向前说。
1983年9月22日，晨曦初露，十点零三分，乔冠华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走完了他传奇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程。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仅停留了短短三天，便由他的爱人章含之亲手取回，安置在她的卧室内，与她共度了一年的日夜。
终归尘土，葬何方？
承继乔冠华先生往昔的遗愿，他内心深处涌动着叶落归根的强烈愿望，期盼能够重返江苏盐城的故里。随着生命旅程即将画上句号，他时常向家人提起故乡，那份浓郁的乡愁之情，不言而喻。
无容身之地。
1984年12月7日，章含之重返了江苏盐城市建湖县的土地——那片土地上曾经留下了乔冠华深深的足迹。此次回乡，她的主要任务是就乔冠华最终的安置事宜，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深入沟通与商讨。
令人惊异的是，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按常理而言，应当成为家乡的荣光，却并未获得应有的热烈欢迎。当乔冠华的侄子乔宗连在宴请章含之时，亦一并邀请了盐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然而，遗憾的是，并无一人莅临现场，只是派来了已经退居二线的老领导来应付场面。章含之对此情形洞察秋毫，深知当地政府的态度，因此她决定在谈话中未曾提及乔冠华安葬故乡的事情。
南北皆不欢迎。
章含之不禁忆起丈夫早年的一位挚友——李灏医生，他曾是苏州医学院的教授。李灏医生的年纪与乔冠华相仿，仅有一岁之差。他曾亲身经历过朝鲜战场的战火，战后投身于民盟，并担任苏州市的主委一职。在乔冠华病危之际，李灏医生亲自为他主刀手术，连续八个小时未曾间断，这段经历使得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生死之交。
闻知章含之的愿望，李灏当机立断，答应了她，并郑重承诺亲自担任她老友的守护者。随后，他立即与当时的吴县县委书记管正取得联系，管正书记立刻作出回应，精心挑选了吴县东山濒临太湖的一处风景如画的山坡，为乔冠华安排了一处理想的安息之所。
家乡为何冷落游子？
这位漂泊异乡的游子，原本手握一份令人瞩目的简历，却因一次显著的挫折，在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遗憾痕迹。
曾是家乡之光。
乔冠华，生于1913年，自幼便以其非凡的智慧与天赋的灵动活泼个性而声名远扬。1925年，他顺利完成盐城第二高等小学的学业，随后顺利考取了由美国教会所创立的淮美中学。
在这片苏北的土地上，矗立着一所声名远扬的学府。该校由美国南长老会江北教区管理，校长与教父均由美国人担任。校内隐蔽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学生会的成员中亦不乏地下党成员的身影。他们常组织师生共同研读进步读物，其中乔冠华便是深受其启迪的一员。他与众多的进步师生携手并肩，积极参与了反对美国校长的抗议活动，为此也付出了被开除的沉重代价。
在无奈之下，乔冠华只得回到故乡，踏入亭湖中学的校园。该校校长宋武真，乃北京大学之优秀毕业生，曾积极投身于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其思想之前卫，令人称道。他将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的先进理念带回故土，引入校园之中。然而，宋武真亦以专断著称。学生们对于一位姓张的历史教员的教学方式颇有微词，认为其授课内容枯燥乏味，如同嚼蜡，因此纷纷要求更换教师。然而，宋武真对此却置若罔闻，双方陷入僵局。学生们于是决定罢课三天，以表达其不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领导罢课的乔冠华，却最终遭到了校方的开除。
历经两次失业的重创，我的父亲乔守恒心中满是愤懑，一时冲动之下，他决定终止我的学业，强迫我成为镇上某商铺的学徒。然而，我乔冠华坚决反对，选择将自己封闭在家中的磨房，以绝食来表示我的抗议。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我最终赢得了这场胜利，父亲撤销了原有的决定，并让我得以继续前往淮阴的淮安中学深造。
淮安中学在本地享有盛誉，是一所备受推崇的学府。鉴于乔冠华的舅舅当时在淮阴县政府担任要职，他的父亲便期望舅舅能够对乔冠华实施严格的教育与管束。
然而，乔冠华再度遭遇被解职的危机，其背后主要源于淮安中学时任校长王中慈的专断与粗暴。王中慈以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对待师生，这一行为引发了师生们的广泛不满。随后，学生们纷纷发起罢课抗议，旨在推动校方更换校长。身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乔冠华承担了活动所有文字宣传工作的核心任务。
乔冠华步入了南京的街头，迈进了中南中学的大门，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跳级至高三，使得这段求学经历成为了他人生中唯一未曾被除名的时光。每当危机四伏，面临被开除的威胁，他总会选择跳级来规避困境。总的来说，在初中与高中的六年求学岁月里，乔冠华仅用四年便完成了学业。1929年，年仅16岁的他顺利高中毕业，并成功考入清华大学，主攻哲学专业。在清华园这片学术圣地，他成为了年级中最年轻的一员，被誉为“苏北神童”。至24岁，乔冠华成功取得了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实属难得一见的成就。
回望他的青春岁月，我们的初衷是揭示那被赞誉为“苏北神童”的称号并非虚有其名。然而，在他成长的轨迹中，我们亦能深刻感受到他个性中的独到与叛逆，以及那份勇于向传统挑战的勇气。
正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言，乔冠华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这句古老的谚语。
自步入官场，乔冠华凭借其卓越的才智，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其加速晋升的强大助力。
1938年的秋季，乔冠华踏足香港，担起了《时事晚报》编辑的重任。他以笔名“乔木”挥洒文采，撰写了众多社论，其文风独树一帜，不仅在香港，更在大陆激起了广泛的共鸣。即便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对他的文名肃然起敬。
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言：“诸位可曾阅读过那位以‘乔木’为笔名的香港作家之文？其文风独树一帜，分析深刻，情感充沛，文字如同千军万马奔腾不息。在我看来，其一篇文章的价值，堪比两支坦克师的战力！”
1939年，乔冠华在香港庄严宣誓，正式踏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行列。翌年，他抵达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的悉心教导下，开始执笔《新华日报》的《国际专栏》。随着他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乔木”这一美誉在人们心中愈发深入人心。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初现，毛泽东踏上了前往重庆的谈判之旅，期间，乔冠华有幸亲眼见证了领袖的风采。与毛泽东一同前行的，有乔冠华的同乡，同时也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胡鼎新秘书。胡鼎新与乔冠华同岁，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杰出学府，而且他亦以“乔木”作为自己的笔名。
往昔，胡鼎新安家延安，而乔冠华则镇守重庆。世人惯以“北乔”尊称胡鼎新，以“南乔”指代乔冠华。然而，胡鼎新后亦迁至重庆，致使“南乔”与“北乔”频繁以笔名“乔木”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令同事们阅读时常将二人文字混淆。众人皆盼其中一人更换笔名，以缓解同名带来的困扰，但双方均无意舍弃各自的名字。
乔冠华如是说：我的姓氏“乔”与“乔木”发音相近，再加上我身高1米83，不正象征着高耸的树木吗？纵然这种解释略显勉强，胡鼎新先生的身形娇小，用此来类比似乎也不太贴切。
胡鼎新亦未曾轻率地放弃，事实上，早在十年前，他便以“乔木”为笔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众多文学评论，且彼时便已率先完成了注册手续。
无结局诉讼。
自1949年始，两位乔木相继迁往京城，投身于各自的职业生涯。其中，胡鼎新更上一层楼，成为乔冠华的直接上司。值得一提的是，乔冠华在外交部初创时期便担任了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主任委员。此外，他还身兼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之职，这一职位与现今的外文出版社相仿。而新闻总署的领导职务，则由胡鼎新亲自执掌。
南北二乔共舞于同一锅，名称相近反添纷扰。于是，这场争执最终衍化为“御前”的诉讼，演变成为世人所称的“御前官司”。
毛解决才子名争。
乔冠华被毛泽东询问：“你此前使用的名字是何？”
乔冠华回答：“冠华。”
毛泽东曾言：“此名颇具雅意，自今往后，尔等便以乔冠华为名，乔姓亦应予以保留。”
毛泽东语气庄重地对胡乔木说道：“你的姓氏原本为胡，现可恢复，此后请直接以‘胡乔木’称呼你。”
领袖一言定乾坤。
自然，这无疑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领袖对这两位卓越英才的深厚情感。
乔冠华在外交舞台上成就斐然，因此，无数人士将他敬奉为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巨擘。尽管如此，在历史评价的序列中，他依旧紧随周恩来之后。
他无疑将周恩来视为心中楷模、智慧的导师，甚至将其敬奉为精神上的至亲。
外交部初创之际，乔冠华便肩负起亚洲司副司长的重任，并临时代理司长的职责，而正司长的位置则由夏衍接任。遗憾的是，由于公务缠身，夏衍始终未能亲自莅临外交部履行职责，这不禁让乔冠华心中涌起一丝淡淡的惆怅。
1954年11月，乔冠华正式步入外交部党组成员的行列。紧接着，在1955年4月，随着万隆会议的圆满落幕，他肩负重任，荣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1964年，他荣获晋升至副部长之职。彼时，已年届五十一岁，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声名鹊起，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
乔冠华与姬鹏飞被迫走上王府井大街，上演了一场令人尴尬的贩卖小报的戏码。
他智脱险。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将蒋介石政权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有附属机构中完全驱逐，并正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派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中央内部对首任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广泛讨论中，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选择了乔冠华。这一选择基于“乔老爷”精通多门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和日语，博学多才，能够融汇中西文化，文采出众，口才亦十分了得。周恩来总理亦对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因此，乔冠华被正式任命为出席此次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际新闻界普遍认为，他是中国派往联合国的“最理想”人选。
1971年11月8日，正当代表团踏上征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特意在中南海接见了乔冠华等代表团成员，会面气氛既亲切又庄重。
翌日，当代表团踏上征途之际，毛泽东再次下达命令，着令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党政军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齐集机场，共同目睹这一盛况。其场面之庄严，无不昭示着毛泽东对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会议给予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乔冠华的殷切期望。
“这笑容，不就是我最好的回答吗？”他的这抹笑意被现场的国际摄影师捕捉，并最终荣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作品名为《乔的笑》。西方媒体对其赞叹不已，认为这笑容极具感染力，甚至有评论称其笑容“震碎了议会大厦的玻璃”！正是凭借这豪放的笑声，乔冠华向全球宣告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坚定意志。
在随后的演讲时刻，乔冠华神态从容，风姿绰约，旁征博引，每一段讲话都激起现场观众如雷贯耳的掌声。
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的卓越表现无疑是其外交生涯的巅峰，充分彰显了他超凡的智慧、卓越的文采与优雅的风度。他的发言不仅赢得了与会各国的广泛赞誉，更在国际舆论场上收获了积极的评价。美国《纽约时报》甚至特意全文刊登了他的演讲内容。路透社的报道中指出：“这篇演讲激起了众多外交官的强烈共鸣。第三世界代表们纷纷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而美国代表与苏联代表则面露沉思。”共同社的评价更是铿锵有力：“此次阐述基本方针的演讲，无疑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说之一，其影响力和回声必将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巅峰时刻，往往转瞬即逝，随之而至的，是能量的急剧消减。那些攀至顶峰的人们，无一例外，终将面临下滑的命运。乔冠华亦难逃此规律，必将步入下坡的征途。
02
陡降，疑因误传。
乔冠华卷进了政治漩涡
七十年代中叶，随着毛泽东年岁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日益衰退。对于毛泽东离世后的局势走向，公众心中交织着各种揣测，各派势力亦在暗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在这其中，一股力量尤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四人帮”。江青，作为毛泽东的伴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野心不断膨胀，其影响力亦不容忽视。
他们暗中策划，意图在毛氏继任后稳固权力基础。乔冠华便成为了他们严格筛选出的优秀人才，凭借在外交领域的杰出才能，他足以独力撑起一片天地，独当一面。
回望历史的长河，诸多才子往往基础较为薄弱，他们过人的才华往往遮掩了自身的缺陷，也容易在汹涌的浪潮中迷失方向。
乔冠华不幸陷入了这番困境，他渐渐倾向于江青一派。
他的弱点显现。
我国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及其贤内助，与乔冠华先生之间情谊笃厚，敏锐地察觉到了乔冠华先生身上的显著变化。
1971年，基辛格访华的行程被严格保密，周总理亲自操持了整个安排。与此同时，乔冠华副部长因健康原因正入院治疗，错过了参与接待工作的机会，不禁令人惋惜。在探望乔冠华的过程中，时任欧美司司长的章文晋意外地遭到了乔的盘问，他追根究底地询问章为何没有及时告知他相关信息。就在那一刻，章文晋夫妇敏锐地察觉到乔冠华的情绪出现了剧烈的起伏，他显得异常激动，对于细节的关注似乎超出了常人。
“这种冒失行为，竟全然不顾可能的后果，胆敢擅自作出改变，难道未曾深思？”章文晋语气中带着责备之意，却并未进一步辩驳。乔冠华目睹此景，也未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
张颖记得那件事。
她与章文晋并肩从加拿大使馆的岗位上卸下职务，特意前往乔家拜访乔冠华夫妇。那时，乔冠华已与章含之结为连理。但在谈论工作之际，乔冠华与章含之却将大半时光倾注于对江青的赞誉之中，盛赞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主席的宠爱与重用。他们还着重指出，当前周总理病情加剧，恐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理应深思熟虑。尤其是江青对你们的关注，更是不容忽视。显而易见，乔冠华也在为江青寻觅英才。
章文晋夫妇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冠华曾十分看不惯江青，批评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扰乱全国，怎么现在变了呢？
确实，此刻的乔冠华正全情投入于战略布局，对个人未来的前程进行着深度的思考与规划。
“我实在是无力插手此事，今后请直接向周总理汇报，不必再向我禀报。”
周恩来坚信，该份档案绝不可发送至美国。因此，他特地约请了江青，意图进行沟通。不料，江青对此置若罔闻，反而坚持要求周总理协助其修改，最终得以准许寄出。面对这番令人沮丧的局面，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主席求援。毛泽东主席即刻给出了明确的指令，坚决表示该档案不得外寄，并责令立刻暂停整理和翻译工作。周恩来随即发布命令，将谈话记录存放在加密铁柜中，并予以严格封存，随即交付外交部保密室进行妥善保管。然而，不久之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却未经许可，擅自批准将记录送往江青位于钓鱼台的居所。
鉴于毛泽东对江青所涉及的“四人帮”恶劣行径给予了严厉指责，江青内心深感忐忑，忧虑这些材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在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的默许下，铁柜被悄然转移至江青的住处，并随即进行了彻底的销毁处理。
种种迹象显示，乔冠华与江青等人之间业已构筑起紧密的联系。
周恩来离世是关键时刻。
乔冠华与周恩来并肩作战，历经三十载风华岁月。自重庆办事处时期开始，他们便并肩作战，共渡难关。可以说，周恩来在乔冠华的成长与进步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培育者角色。作为我国外交界的领军人物，周恩来凭借其卓越的情商，在外交部赢得了极高的尊敬与崇高的声望。
在周恩来同志不幸去世之际，外交部众多同仁向领导层积极建议，期望能举办一场既简短又庄重的纪念仪式。然而，乔冠华先生对此建议并未给予关注。一次，归国的驻外使节与参赞在会议上联名提议，号召举办一场内部追思会，但这一请求同样被乔冠华先生拒绝。其中一位大使在激昂的情绪中，愤然拍案而起，对部长的为人进行了质询。在情绪的驱动下，他突发心脏病，紧急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乔冠华先生对这一突发状况并未作出任何回应。
1976年清明节时分，首都的民众如同波涛汹涌，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哀思。外交部长办公室连续两次向章文晋的夫人张颖致电，关切地询问她是否已外出。然而，在第三次电话中，接听电话的竟是乔冠华本人。张颖在电话中带着些许愤慨地回应道：“我并未外出，更不敢轻举妄动！”那一刻，她内心涌动着一股难以言表的悲凉，不禁长叹一声：一个人，怎能堕落到如此地步！
在向周恩来总理辞别的时刻，乔冠华心中充满哀痛，他低头凝视总理安详躺在玻璃棺中的身躯，泪水如泉水般涌出，声音哽咽地表达着：“总理啊，您一生无子，今日我以侄子的名义，愿陪伴您走完这最后的路程！”
历经重重磨难，众人终是将他缓缓从灵柩旁移开。当总理的遗体被送入火化炉，哀嚎声再次在空中回响，满载着无尽的哀痛。
我坚信，这份深沉的哀悼之情，源自于那份真挚的情感纽带。乔冠华无疑将周恩来视为自己最为亲密的朋友。然而，先前对周恩来悼念活动的严格管控，实则源于政治的深思熟虑与权衡。他深知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持有偏见，因而不愿因悼念之举而激怒那些可能左右其命运的权势人物。
乔冠华的辛勤付出，终获丰硕成果——正当“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之时，他在王洪文的住所中查获的名单上，其名字赫然显目，位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职。然而，这并非通往辉煌的稳固基石，而是由易碎的鸡蛋层层堆砌而成的险峻阶梯。
那最终导致乔冠华命运的转折，实则不过是一场误传。然而，鉴于他当时的行为，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鲜有人愿意对这则传闻的真伪进行详尽的查证。
自毛泽东同志辞世之后，社会上纷纷流传起诸多真假难辨的所谓遗言，其内容大致不离“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六个字。尽管两者仅相差三个字，但所蕴含的意义却极为相近。
这是正宗派与异见派之间的较量。究竟何人能真正继承已故领导者的遗愿？江青作为遗孀，无疑占据了先天的优势。
为了营造特定的舆论环境，“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了系列社论。在这些社论中，他们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宣传的核心宗旨，借此彰显自身作为领袖继任者的形象。
9月28日，一场会议聚焦于联合国大会发言稿的具体内容。会议进程中，部分与会者对发言稿中未包含的“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提出了疑问。在经过一番深入讨论后，这六个字迅速得到了补充，并被纳入发言稿中。
若诸位对此稿件有任何修改意见或建议，敬请于10月5日上午截止前予以告知；若无反馈，本稿件即行确定为最终定稿。
1976年10月2日，我国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对原文进行了严谨的校对，并随即做出了重要指示：“经过严格的核实，发现毛主席亲笔撰写的文稿中有三处笔误，与我所传达的内容存在差异。为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误传的情况，我已经将相关错误进行了删除。”
该言论源于1976年4月30日深夜，毛泽东在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完毕后，华国锋受命留步，向他进行工作汇报。在汇报中，华国锋指出整体形势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然而某些省份的表现却未能尽如人意。毛泽东听闻此言，即兴提笔，留下了三句寓意深刻的教诲：“循序渐进，切莫急躁”；“继续执行旧方针”；“你负责妥善处理，我会感到无比欣慰”。
即便不足以构成临终的遗言，但在其他言语皆无法借鉴之时，它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权力传承者的根本依托。
这一重要里程碑的首次公之于众，恰巧在联合国大会那庄严而神圣的讲坛之上隆重举行。
乔冠华所持有的文档上明确标注了“遵照固定方针”，但在华国锋修订的版本中，这六个字却遭到了删除。这六个字所蕴含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因此，确定乔冠华所宣读的是哪一版本的文稿，显得尤为至关重要。
10月4日的晨曦初露，章含之察觉到华国锋对内容进行了六字的删减，她迅即认识到此事的分量极为重大，于是紧迫地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已通过电报将这一讯息及时传达给了乔冠华。工作人员的回复是，值班室已接获了相应的通知。
自10月6日起，局势逐渐趋于清晰，随之涌现的是大量的标语海报。这些海报针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批评，尤其对他的“按既定方针办”的表述表示谴责，该言论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负面反响。
章含之在京城夜不能寐，通讯的中断使得她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络，她迫切地渴望了解丈夫是否曾提及那至关重要的六个字。与此同时，远隔重洋的乔冠华对此事却一无所悉。
截至10月17日，乔冠华已重返北京。途中，章含之迫切地询问其夫，关于公开演讲中是否涉及那六个特定的字眼，是否收到过来自北京的电讯，以及演讲稿中那六个字是否已被剔除。
在演讲前夕，乔冠华接到了一封电报。然而，在次日的演讲中，他并未对电报中的信息进行任何提及，将其彻底删去。至此，章含之才如释重负，心中的重压得以一扫而空。
然而，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出的“按既定方针办”的言论一经传开，便引发了众人对他和夫人的避忌，唯恐自身被无谓的纷争所牵连。更有甚者，对他们的辩解充耳不闻，坚信不疑地宣称，《人民日报》10月6日所刊登的批评文章，便是确凿无疑的证据。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那日的《人民日报》仅发布了乔冠华在联大发言的新闻稿，并未直接引用“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更令人费解的是，乔冠华夫妇并未查阅10月6日的《人民日报》相关内容。
若非乔冠华夫妇昔日与江青等人关系紧密，此类传言或许难以如此迅速地流传开来。
直至乔冠华先生辞世，章含之女士为了为丈夫洗刷冤屈，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联合国总部之路。她深入档案库，一丝不苟地搜寻丈夫往日的发言文稿。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版本，文稿中均未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
1976年10月，乔冠华在圆满完成联合国大会的使命之后，重返北京。此时，“四人帮”已被剥夺自由。中共中央下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之间的互动进行彻底审查。当时，乔冠华正于家中休养，而他的夫人章含之则常驻于办公室，两人均被要求详尽阐述彼此间的关联。
直至1982年，他终于如愿重返职场，并肩负重任，荣任对外友好协会的“顾问”一职。
03
这是否败笔？
乔冠华婚姻破裂。
乔冠华首任妻子是龚澎。
龚澎，字维航，系合肥世家名媛，1914年诞生于日本，继而于北平燕京大学顺利完成学业。其家族为安徽的显赫望族，父亲龚镇洲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运动。母亲则来自广东。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龚澎果断地前往延安，不久后便被委派至太行山，于八路军总部担任要职。正是在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里，她与首任丈夫刘文华相识，彼时刘文华正担任彭德怀将军的秘书一职。
遗憾的是，正当刘文华步入婚姻的殿堂之际，他却不幸突发急性盲肠炎。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医疗条件极为简陋，治疗因此延误，最终，这场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1943年酷暑难耐的夏日，龚澎与乔冠华在一次外事聚会上偶然相逢。不久，乔冠华在一场外国记者的聚会上不幸突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龚澎当机立断，将他紧急送往医院。而为他施以救治并最终安葬的，正是那位日后成为他安息之所寻觅者的苏州名医李灏。
乔冠华、龚澎婚照
建国伊始，乔冠华与龚澎并肩踏入初创的外交部。龚澎荣登部内首位女性司长的宝座，她曾先后执掌情报司与新闻司；而乔冠华则担纲亚洲司副司长一职。鉴于当时司长夏衍正于上海履职，乔冠华实际上承担了所有日常事务的打理工作。
在职场领域，龚澎的资历显然略胜于其伴侣；而在政治素养的深度和成熟度方面，龚澎更是略占上风于乔冠华。
尽管他们间的争执未曾间断，合作却始终维持着一种难得的融洽。然而，我注意到，每当面对龚澎，老乔似乎瞬间变得年轻了许多，仿佛承受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情绪。
“您的父亲才情横溢，然而在政坛之上，尚显青涩。您理当给予他更多的理解与扶持。”
龚澎聪慧过人，勤勉的工作态度让她被誉为“拼命三郎”。因此，她赢得了上级的深切喜爱，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宠爱。然而，在文革的风暴中，她也未能幸免于难。乔冠华身陷批斗与抄家的困境，龚澎同样遭受了残酷的殴打。造反派逼迫她交出笔记本，但她坚决拒绝，甚至有人将她头发拽住撞击墙壁。即便如此，笔记本最终还是被强行夺走。
在那年的暮春之际，龚澎因长期承受身心之重，不幸于卫生间踏空摔倒。不久，她被确诊为脑动脉血管破裂，随之丧失了思维功能。同年9月20日，龚澎不幸因病离我们而去，享年56岁。
自从妻子离世，乔冠华便深陷于无边的哀痛之中。那段时间，他常常独自坐在书桌前，反复抄写着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日夜借酒消愁，常常是两三天便将一瓶茅台喝光，空瓶堆积如山。待儿女沉入梦乡之后，他取出放大镜，一页页翻阅着与妻子往日的合影，邻里常常能听到他悲切的哭声。
繁重的工作逐渐驱散了乔冠华心中的悲痛阴霾，在这份忙碌的缝隙里，他与章含之邂逅，一段崭新的爱情如春花般悄然绽放。
乔冠华败笔始此。
乔冠华和章含之
章含之，身份显赫，曾受毛泽东亲自委托，担任其非官方英语教师，并被其力荐进入外交部工作。尽管初入外交部时职务并不显眼，但她英语功底扎实，而且背景深厚。
1920年，时年27岁的毛泽东正处于急需筹集资金的关键时刻，以支持长沙新民学会的多位同仁前往法国深造。该批成员中，蔡和森、蔡畅、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均日后成长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向章士钊伸出援手，章士钊却如神助般为他募集到了两万大洋。这份慷慨援助，毛泽东始终铭记于心，直至其生命的终点。
所以，尽管章士钊有“黑历史”，比如拥戴袁世凯，反对新文化运动，镇压学生运动，支持蒋介石等，但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他仍被毛泽东奉为上宾。
章含之遇良父。
事实上，章含之的亲生父亲是陈度，而陈度则是声名卓著的军阀陈调元的血脉。三十年代，陈调元在江南一带掌握重权，曾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同时身兼安徽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预备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等多重要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时，他与蒋介石一同遭受软禁。陈度对一位名叫谈雪卿的美丽女子情有独钟，她曾是上海滩上著名的交际花，起初在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柜任职售货员，以貌美著称，被誉为康克令西施。尽管两人未曾正式结为夫妻，但他们却开始了同居生活。当谈雪卿怀孕之后，她却不愿成为妾室。为此，陈调元请章士钊从中调解，私下达成协议，并将谈所生的女儿托付给了章士钊，为她取名章含之。
自幼对个人身世一无所知的章含之，在1953年迎来了她的十八岁生日。就在那天，她的同母异父兄长谈炯明——一位当时担任中央乐团定音鼓手的音乐家——带着一张她幼年时在生母谈雪卿怀中哺乳的照片，前来与她相认。历经千辛万苦，谈炯明终于打听到了章家的住址，特地前来相会。这让她首次揭开了自己身世的谜团，而这个发现无疑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纵然面临此次挑战，章士钊所带来的益处已然充分弥补了其中的苦痛。
在那个季节，毛泽东特地邀请了数位旧友共聚晚宴，并破例允许他们携带家属。章含之随同章士钊一同出席，有幸一睹毛泽东的风采。听闻这位年轻美貌的女士在北外担任教职，毛泽东以轻松玩笑的语气，又带着几分认真，向她提出了一个提议，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的英文教师。就这样，章含之意外地登上了“教员”的宝座，成为毛泽东的私人“教员”。
步入乔老爷的婚姻殿堂之前，章含之亦曾书写过自己的爱情故事。她的前夫，洪彦君，是北外的一名教师，一位风度儒雅的才子。他们携手育有一女，即洪晃。
章含之和洪彦君
洪章二人的婚姻之路布满荆棘，波折重重。无疑，文革时期的狂澜汹涌是造成这一境遇的重要因素之一，那股风暴席卷了无数家庭，将他们的生活推向了深渊。或许，所谓的“康克令西施”遗传基因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夫妻俩常常陷入笔墨之争。章含之在其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详尽地描绘了这段婚姻的历程，并对她与前夫离婚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她回忆道，1971年10月，毛主席在为即将赴美参加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乔冠华等人送行时，曾对她提出批评，认为她“过于爱面子，未能自我超脱”，并明确表示，鉴于她的丈夫已与他人产生私情，离婚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离婚的始末》一书中，作者对章含之所描述的与事实有所出入的部分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坦率指出，章含之将离婚的责任归咎于男方，实则是在有意掩盖她早在“文革”初期便已产生“移情别恋”事实的真相。
家丑外扬了。
众多人对乔冠华与章含之的联姻抱以疑虑的态度。这种疑虑之音，不仅回荡于乔冠华同事之间，亦在他们的子女群体中悄然流传。
“在政治圈中，章含之尚显青涩，父亲在挑选伴侣时，自当全面考量，择取一位既能助他在政坛之上有所作为，又能为他提供坚实后盾的伴侣。”
回望过去，乔宗淮在识人辨才方面显露出了卓越的洞察力。随后，他投身于外交事业，一度攀升至副部长的显赫位置。
乔松都，父母心头的明珠，性格纯真却难免略显娇纵，她对这事的反对立场尤为坚定。在她看来，母亲的离去还不到两年，父亲便急于迎娶一位年轻她整整二十二岁的继室，这在她看来，无疑是对于母亲的极大不敬。
龚澎、乔松都、乔冠华、乔宗淮
“为何邀请乔宗淮前来会面？”邓颖超对此举颇感不解。
这体现了乔冠华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任何外界的阻力都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我推测，这或许与章含之的年轻貌美以及深厚的知识底蕴有关；加之她出身名门，更因得到最高领袖的青睐。然而，我猜想龚澎在内心深处，还有另一番考量：昔日，龚澎才情出众，个性鲜明，面对这位身兼妻子与领导二职的女性，他或许感到了一份压力。相较之下，章含之资历尚浅，年纪亦轻，与之相处，或许让他感到更为轻松自在。
当子女间产生分歧时，一个可行的策略是，建议他们各自独立居住。
乔宗淮好奇地追问父亲：“我们即将搬迁到哪个地方？”乔冠华语重心长地回答道：“我年轻时，很早就离家独自闯荡，比你现在的年纪还要早很多，那时我就已经离开了父母的庇护，踏入了社会。”
尽管筹备工作尚未臻于完善，宗淮兄妹仍需直面这突如其来的搬迁，无奈之下，只得草率作出决策。
父亲渴望与继室共享私密时光，此宅院已无我们兄妹的立足之地。迫于无奈，乔松只得迁往北京262医院的集体宿舍。乔宗淮则携身怀八月的妻子，暂时迁往妻子的娘家寄居。
父亲的坚决态度深深刺伤了孩子们的内心，乔宗淮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搬离，而未曾向父亲透露半分。在搬迁的过程中，受一时之气所驱，他与妻子擅自带走了父亲珍藏的一整套唱片——乔宗淮或许觉得，仅是带走几张唱片，实属小事一桩。然而，根据乔宗淮妻子的弟弟所言，这些唱片数量大约在二三十张。但章含之在其回忆录中记载的数字却高达五百张。
“妈妈，若不是您的慷慨收留，我恐怕早已沦落为街头的一条无依无靠的流浪犬。”自那时起，乔宗淮一家便在您丈母娘的小院中悠然度过了七个美好的春秋。
“我最难以释怀的，就是你将妈妈赠予我的钢琴丢失了！”
乔部长的夫人向其父亲电话告急，声称：“在党的‘十大’期间，外交部发生了一起性质严重的政治事件，乔部长家中不幸被盗，财物被一扫而空。首恶之徒正是乔宗淮，要求公安部立即将其逮捕。”乔宗淮因此陷入了极度的惊慌之中。而此刻，他的岳母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地斥责道：“他竟敢如此放肆！公安部并非乔冠华家族可以随意摆布的工具！”
乔松都遭报复。
“外交部乔部长家中一位女士来电，转达了乔部长对于女儿求学问题的明确态度，她恳请军区领导能够取消乔松都升学的安排，并希望他能够继续在基层接受锻炼。”尽管如此，军区领导依然坚持尊重基层既定决策的原则，这通电话并未对决策产生任何影响。
1973年8月底，乔冠华搬离了报房胡同的居所，依照相关规定，他将这一住所退还给了外交部。自此，乔家的子女们只得与父亲长期分离，长达三年的岁月里，他们未曾有过一面之缘。乔松，因患有淋巴腺肿瘤，需要接受切除手术，她孤独地躺在病床上，而她的父亲却未能亲自前去看望。
1974年，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但是两年后被免职。接受组织的审查，落入生命的低谷。
政治与生活两大失误现显影响。
此刻，乔家子弟们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乔冠华曾深情地对身边的人感叹：“即便在我名扬四海之时，子女们曾离我而去；然而，在我陷入逆境之际，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回到我的身旁。果然，血浓于水，亲生骨肉才是世间最珍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