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与郭子仪均非改革之士，他们的才干主要致力于稳固现状。而改革之士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他们勇于直面困境，满怀信心地寻求矛盾的化解之道，而非选择逃避。然而，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无论是改革派还是维持现状的派别，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皇帝的支持，共享一个共同的弱点。
当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时，宋王朝已处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恃才傲物的王安石决心以改变这种状况为己任。他确实有足以凭借的才识，在未上台之前，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曾巩等无不欣赏、称赞、推崇他。他确实有不怕千难万险的气概。北宋朝廷盛传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提出这样三句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有意置王安石于社会传统思潮的对立面，以这三句作为一道“策问”，对谋求“馆职”的人进行考试，为此，神宗问王安石说：“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王安石没有正面回答有无，而是作了不无新意的解释。他说，陛下“每事唯恐饬民，此即是畏天变”。实际上，王安石确实认为“天变不足畏”，他曾说过：“灾异乃天意，与人事得失无关。”他还表示：“陛下广纳人言，不论大小，皆言听计从，难道不是关心人言？然人言固然有不足忧虑之处。若合乎义理，何需忧虑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他理直气壮地回应：“应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屡次修订法律；若法律一经确立，子孙便应世代遵守，何须祖宗屡次更改？”
哪位皇帝敢于启用如此勇敢且有远见的改革者王安石？在仁宗庆历七年（1043年），王安石创作了《读诏书》一诗，诗中感慨道：“去年秋天我东渡汴河，已目睹中原旱情严重。烈日炙烤，大地千里赤焰燃烧，狂风卷起沙尘，满城尽染金黄。近日听闻朝廷急召群贤献策，又听闻新年旱情加剧。虽我才能有限，难以自荐，但为国家忧虑，唯有君王一人。”
历经十八载地方官生涯，王安石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踏入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之职。他坚信，此时正是向皇帝献上治国良策的时机，翌年，便向仁宗皇帝呈上洋洋万言书。纵然暮年的仁宗未予重视，但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已在朝野间崭露头角。有人预见他将作为改革先锋步入政治舞台，便开始散布谣言，恶意中伤。洛阳城天津桥上杜鹃悲鸣，似在预示着不出两年，南士将入相位，“专务变更”，天下将陷入混乱。更有甚者，有人假托苏洵之名，撰写《辨奸论》，将王安石比作王衍、卢杞，极尽讽刺之能事，称其“面垢不洗，衣垢不瀚”，“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凡此种种，皆被视为“大奸慝”。这一切预示着王安石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必将携雷霆之势，引发一场震撼整个社会的大风暴。
英宗在位期间，恰逢王安石于江宁筑庐守丧，期满之后，神宗登基，天赐良缘，王安石得以遇见一位支持其变法的君主。
王安石出众的才学和治理地方的政绩，使他已名噪社会，当时士大夫“恨不识其面”。神宗在做太子时不仅有所闻知，而且还读过他的《万言书》，欣赏他的才干，“想见其人”。所以，神宗即位第二年，授王安石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神宗本以唐太宗为榜样，王安石认为唐太宗不足学，“当法尧、舜”。王安石心目中的尧、舜是什么样子，只有王安石自己知道。不过，王安石的话使神宗扩大了眼界，从而使神宗感到王安石抬高了他的身份。所以，神宗谦和而又充满希望地说：“卿可谓对我有所责难，朕自认身形渺小，恐怕难以满足卿之期望。但请竭尽所能辅佐朕，共同成就此大业。”随即，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兼任新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副主管。王安石向神宗推荐吕惠卿，由此拉开了推行新法的序幕。
王安石变法历时十六载，其改革举措包罗万象，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以及市易法等。漆侠教授将王安石的变法历程细致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自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掌权始，至熙宁五年（1072）夏市易法实施前夕，这段时期标志着变法运动的初始阶段。在此期间，反对变法的势力针对青苗法和免役法发起猛攻，引发了变法斗争的第一个高潮。那些对变法持犹豫或摇摆态度的成员，或是放弃旧有立场，或是脱离变法阵营，从旁协助或与反变法派并肩作战，对变法派发起攻击。然而，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反对派遭受重创，变法改革得以全面推进。自熙宁五年（1072）市易法实施至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进入斗争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不断深化，宋朝的封建统治力量（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均有所增强。面对宋朝边防实力的提升，北方的敌对势力辽国故意挑起事端，要求“议界”。反对派趁机联合大商人及皇亲国戚，对变法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掀起了反变法斗争的第二个高潮。尽管变法派成功抵御了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进攻，保持了变法改革的稳定，但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变法改革出现了停滞，变法派内部也日渐分裂。最终，王安石被罢相，离开政府。自熙宁九年（1076）底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至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驾崩，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宋神宗成为变法改革的指导者，尽管仍继续推行之前的改革，但其中一些积极因素（如抑制豪强等）已大幅缩减，单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的措施增多。两次与西夏的战争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局部地区人民带来了更多苦难。至此，变法改革的初步势头发生了逆转。反对派也借此找到了废除变法改革的诸多借口。
王安石登台实施新法，昔日的赞誉之声转为指责，而曾对他发起攻击者，其攻讦之词更是愈发激烈。
富弼，仁宗、英宗两朝宰相，神宗即位优之以礼，他教神宗以权术御臣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当神宗问到边事，他回答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并不完全听他的，但仍任他为相。当变法开展后，富弼就对神宗说，“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这必定是“小人献说于陛下”，大凡“小人”都喜欢“生事”，从“生事”中得到自己要得到的东西。若是朝廷“守静”、遵“常法”，“小人”。怎么会有机可乘呢？把力主变法的王安石骂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的“小人”。
唐介，在仁宗、英宗两朝享有“直声”，神宗登基后，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鉴于神宗对王安石的信赖，将重权交予其手，凡事均交由王安石参与决策。唐介对此表示，若果真如此，“政事将非天子独断”，即便辅臣皆贤能忠诚，亦构成“擅命”之举。若用非其人，“国事岂不受害”。皇帝最忌讳文臣“擅命”，而唐介却故意利用此策略，试图挑拨王安石与神宗之间的关联。
吕诲，在神宗朝期间担任御史中丞一职；他毅然决然，赤膊上阵，上疏直指王安石，称其“外现质朴，内藏狡黠”，并列出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语气激昂地宣称：“若误我天下苍生，此人必为祸首。”
范纯仁，乃范仲淹之子，屡次向神宗陈词：“王安石变更祖宗之制，搜刮财富，致使民心惶惶不安。”他又言：“小人之言，虽听之可采，若付诸实践，必生祸端。”他建议朝廷罢黜王安石，并重用那位“称疾家居”的富弼。
鲁迅先生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中提及：“宋代的士子们热衷于道学、理学，对孔子崇敬有加，风气一成不变。纵然涌现了王安石等少数革新之士，推行新法，却未能得到普遍认可。”王安石推行新法之际，遭遇了强烈的反对、诽谤、抨击、诬陷和中伤，形势如同滔天巨浪。当时，几乎所有权贵重臣、社会名流均加入了围攻王安石的行列，除已提及的富弼、唐介、吕诲、范纯仁外，尚有欧阳修、司马光、张载、张戬、程颢、文彦博、韩琦、范镇、苏轼、苏辙等众多人物。司马光曾言：“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王安石在统治阶层中孤立无援，正面临着“必欲力战天下之人”的严峻局面。在这样的局势下，王安石的胜负维系于一人之手，即神宗皇帝的支持。若得神宗支持，他便能以少数人对抗多数，若失去神宗的扶持，则难免被多数势力所压制。
王安石得以推动变法运动，其关键在于神宗帝对其深信不疑，未为富弼、唐介、吕诲、范纯仁等人的诽谤之辞所动，而是对王安石委以重任，赋予他极大的权力。神宗帝越是倚重王安石，王安石手中的权力便越加膨胀，变法运动亦随之不断深入。与此同时，反对派对王安石及其新法越发嫉恨，他们或是口诛笔伐，或是试图挑拨王安石与神宗帝的关系。起初，他们的攻击较为宽泛，后来则聚焦于某些具体改革，如在变法初期，他们便将矛头主要对准了青苗法和免役法。
知通银台司范镇攻击青苗钱是“盗跖之法也”。神宗将韩琦疏出示给王安石等人说：“韩琦实为忠臣，即便身处外地，亦不忘王室之托。起初我以为此法可惠及民生，不料竟致民怨沸腾。”神宗因韩琦之词而心生疑虑，王安石亦因皇帝的动摇而“称病不出”。翰林学士司马光受命起草批答，竟擅自添入“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王安石见状，遂上疏自辩，神宗皇帝亦亲自写信安慰王安石，表示“诏中二语，失于详阅，朕深感愧疚。”神宗一方面力图挽留王安石，另一方面又意图重用司马光。为此，他亲自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所论皆对新法有害，其所交往亦尽是反对新法之人，陛下若“置之左右”，参与朝政决策，无疑是给异见者竖起了鲜明的旗帜。
然而，神宗在未听王安石意见之前，已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力辞说：“陛下若能撤销制置条例司，召回提举官，并停止实行青苗免役等法，即使不采纳我的意见，我也已深感恩赐。”神宗皇帝随即下令“罢免青苗法”，此时王安石请求退隐回家。曾公亮、陈升之准备遵旨行事，但赵抃却提出：“新法均为安石所创，不如暂且等待他离职。”司马光拒绝接受职位，而王安石又重新“视事”，因此青苗法得以幸免于废。
神宗审视了韩琦的奏疏，方始产生青苗法并非“利民”反成“害民”的疑虑。对韩琦的赞扬实则是对王安石的间接批评，王安石因此萌生退意。神宗一面表示对王安石的挽留，一面在王安石未及履行职务之际，便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并下令废除青苗法。若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上台，王安石退位，青苗法被废止，改革事业便有可能化为泡影。
表面上，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举措展现出了坚定不移的支持，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实则错综复杂。他既渴望变法，又不得不忍受保守势力对变法的抨击；既希望王安石掌权，又期望保守派与王安石携手共治。因此，这种矛盾的支持基础并不稳固，难以抵御韩琦、司马光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上层人士的施压。正如王安石所言，神宗对这些人的态度“刚健不足”。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神宗从未完全站在改革派一边。王安石过于天真，他忽略了神宗作为皇帝的独特身份，与臣子迥异。作为一国之君，神宗自有他的盘算。他并不急于将“羹”煮熟。对于神宗而言，司马光、韩琦等人并非全然无用，他们的话语中也并非全然无益。此次变法所遭遇的危机，根源在于神宗的动摇。危机之所以得以迅速化解，正是因为神宗的摇摆并未完全偏向司马光、韩琦一方，而是又回到了王安石这边。
王安石这次未退，但是，要求神宗退王安石、废新法的疏文像雪片一样纷飞，攻击王安石的言辞愈来愈烈，如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上疏数十，最后极言之：“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扰，臣自今更不敢赴台供职。”还到中书“声色甚厉”地争吵。翰林学士范镇上疏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有残民之术。”范镇使用了保守派惯用的权谋，极力把神宗与王安石分离，将一切罪过归咎于王安石。王安石“持其疏”，气得手发抖。王安石就是生活在天天被人攻击、诬蔑的环境中，老是不称心。所以，王安石一生气就要辞退。为此，神宗曾与王安石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我与卿相知，为君臣关系实为近世所罕见。作为君臣，形式固然重要，但形式不足以拖累卿。然而，君臣之间的道义，理应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如此相待，亦宜稍作妥协。我既与卿结为君臣，岂能不为朕稍作让步？”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非同寻常，他的这番话也颇具诚意，感人至深。然而，这并不能因此改变神宗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政策摇摆不定的事实，更不能保证神宗不会对王安石产生猜疑。
熙宁六年(1073)、七年(1074)连续发生虫、旱灾，反对派利用这个机会将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推向高潮。说什么变法触犯天威，非废法不可救，说什么新法使人苦不堪言，加上天灾，致使流民遍野。这时曾经为王安石所提携的郑侠大做文章，向神宗献《流民图》。神宗本来就焦急不安，看了图，更是长吁不已，“寝不能寐”。神宗特地对王安石说，士大夫多言新法“不便”。又说，“置官多费”，要撤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因为天灾而“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说，对于天灾，“当修人事以应之”。神宗答：“朕之所以感到恐惧，正是因人事之未修。”实际上，这是在王安石面前，他对变法和王安石本人产生了怀疑。
熙宁七年四月，神宗皇帝颁布求言诏，司马光深受触动，泪流满面地呈上奏疏，对新法进行全面抨击。从亲近大臣到皇室后裔，无人不指斥新法的弊端。某日，神宗陪同太后（高氏）前往太皇太后（李氏）的宫殿，太皇太后对神宗警示道：“祖宗制定的法度不应轻易更改，我听闻百姓苦于青苗法与助役法，应当废止。”她接着说：“王安石虽有才华，但怨声载道，若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将他调离京城。”神宗犹豫不决。太后泪眼汪汪地说：“王安石扰乱天下，如何是好？”神宗最终无法坚持，王安石只好主动请求离职，将权力移交给韩绛和吕惠卿，自己前往江宁。吕惠卿与韩绛互不兼容，导致许多事务拖延不决，吕惠卿还忌惮王安石再次被重用，凡是有损王安石之处，他无不竭力而为。韩绛暗中请求皇帝重新任用王安石，不到一年，王安石便接到皇帝的召回令，他欣然接受，日夜兼程，仅七日便抵达了京城。
一年后重返政坛的王安石，所遭遇的局势愈发错综复杂。他最信赖的吕惠卿背叛了他，这对他的心灵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他无法振作精神与吕惠卿携手共事。在给友人的信中，王安石倾诉了自己的心境：“常思己行不足以取悦众人，而怨愤实则积聚于亲近之辈；智慧不足以洞察人心，而险恶的风波却常在至交好友之间发生。”这使他不得不心灰意冷。吕惠卿向神宗进言：“安石为陛下创立庶政，千里迢迢归来，却一切以疾病为借口，无所事事，与往昔大相径庭。”“安石不安于位，或许是因为臣在此，不如将臣驱逐。”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纷争，激起了王安石之子王雱对吕惠卿的仇恨，王雱于是伪造罪名企图陷害吕惠卿，但事情败露，王安石也因此受到牵连。王安石责备儿子王雱，“雱愤懑”，于熙宁九年（1076年）因“疽发背”去世。王雱“才思敏捷，未冠之年已著书数万言”，深得王安石的喜爱。王安石早已“屡次称病求退”，儿子去世后，更是“力请解除官职”。这时，神宗对年迈多病的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已生厌烦。56岁的王安石终于获得恩准，返回江宁养老。自此，他不再重返政治舞台。
王安石离任之后，神宗皇帝依旧致力于变法，然而此时新法已如强弩之末，名存实亡。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司马光执掌朝政，全面废除新法，标志着变法的彻底失败。翌年，即元祐元年（1086年）的三月，王安石听闻助役被废除，他惊愕至极，失声喊道：“竟至于此吗？”并悲痛地呼喊：“此法终究不可废止。”同年四月，曾与天下人奋力抗争的王安石，含泪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