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农村一户人家正吃着午饭，突然冲进十几个人，抬走缝纫机、扛走粮食袋，最后用麻绳拴住房梁——轰隆一声，三间瓦房塌成废墟。这不是土匪打劫，而是计划生育工作队在"执行政策"。同一时期，山西翼城县有个叫王翠花的农妇，正抱着刚出生的二胎在卫生院登记，工作人员笑着递给她一袋奶粉："符合政策，恭喜！"为什么同在中国，有人因超生拆房，有人生二胎却受表彰？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的标语还挂在村头，县里的结扎手术台已经排到三个月后。1979年成都人口论坛上，火箭专家宋健的独生子提案与人口学家梁中堂的二胎晚育理论吵得面红耳赤。支持独生政策的专家拍桌子："中国人口再不刹车就是灾难！"梁中堂当场反驳："你们算人口像算导弹轨道，可老百姓不是数字！"这场争论的结果，让中国城乡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生育之路——城市强制一胎化，而梁中堂争取到的山西翼城县，成为全国唯一允许二胎的"特区"。
1983年的山东某村，妇女主任张桂花带着红糖和避孕药挨家敲门。她自己的女儿刚做完人流，现在要劝别人上环："大妹子，咱党员家属得带头啊。"而在翼城县，农民李建国正给二胎儿子办满月酒，村支书还送来两斤猪肉——这里生二胎要满足"晚（婚）稀（间隔）少（数量）"，但不用砸锅拆房。北京的人口学家发现，翼城县新生儿性别比是106:100，而一胎化地区高达120:100。县医院产科护士说："能生二胎谁还冒险堕女胎？"
1990年代，独生子女证成了城市孩子的标配。上海纺织厂女工王丽华每月多领30元"光荣费"，却总被婆婆骂"断了香火"。与此同时，翼城县试点满十年，人口增长率比邻县低0.2%，但养老院床位空置率高出15%。反对二胎政策的专家拿出数据："看！放开生就失控！"他们没说的是，翼城县小学辍学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孩子少，每个都能上学。
2005年的人口普查让所有人惊掉下巴：全国有3700万"多出来"的男性，相当于整个加拿大人口。广东某电子厂流水线上，38岁的张建军在相亲角蹲了五年："村里适婚姑娘比熊猫还少。"而在翼城县，25岁的幼儿园老师刘芳正考虑生二胎："我弟当年合法出生，现在能帮我照顾爸妈。"当年反对梁中堂的专家们集体沉默——他们推崇的新加坡生育率已跌破1.1，而翼县稳定在1.8。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90后"夫妇陈明和林小雨正在算账：北京朝阳区学区房每平米12万，早教班课时费300元。"生一个都养不起，何况两个？"另一边，山西翼城的二胎家庭王向荣开着新买的SUV带全家旅游："我们县房价才4000，生俩娃还能年年出国玩。"人口学家发现，全国二孩申请量比预期少200万，而翼城县二胎比例反升5%。
某些专家总爱把老百姓当实验室的小白鼠。当年说"独生子女保江山"的是他们，现在喊"不生二胎扣养老金"的还是他们。翼城县用三十年证明：给农民留个选择权，他们能自己平衡家庭和未来。倒是那些把人口当导弹计算的聪明人，算出了3000万光棍，算空了无数乡村小学。下次再有专家建议"生孩子发奖金"，建议先问问山西老乡——他们抽屉里还收着1985年政府发的二胎光荣证呢。
当上海相亲角的父母举着"有房有车求儿媳"的牌子时，山西翼城的姑娘们却抱怨"提亲的太多挑花眼"。同样是中国，为什么有人愁嫁不出去，有人愁娶不进来？那些当年坚信"少生快富"的专家，现在看着结婚率崩盘、幼儿园关停，要不要给多生的山西家庭鞠个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