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8日深夜，西郊玉泉山灯火通明，中央军委紧急碰头会一连开了三个小时，主题只有一句话：谁来带队伍跨过鸭绿江。美军仁川登陆的消息像推土机一样压来，决定必须尽快拍板。名单上出现过四野的林彪、三野的粟裕、一野的彭德怀，却始终没有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这一点让不少与会者疑惑不已。
会场里安静得能听见钢笔划纸的声音。有人小声提醒：“老刘从北伐一直打到西南，战例摆在那里，能征惯战啊。”毛泽东把烟头按进烟缸，只回了一句：“不能用。”随后话锋一转，讨论继续，谁也没再追问。外人不明所以，便产生“偏爱论”“山头论”之类的猜测，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复杂，无非“身”“心”“位”三关。
先说“身”这一关。1892年生人，刘伯承那年已是五十八岁，表面看差六岁又算什么？可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刘伯承两眼都挨过子弹，一只早在1923年失明，剩下一只也因多年劳累产生白内障前兆，看地图得用放大镜。试想一下，朝鲜山区多雾多雨，战争节奏极快，面对漫天急电，统帅若看不清参谋递来的坐标，指挥就容易出纰漏。战史里曾有将领双目不便却出奇制胜的先例，可那要靠精简指挥链，而志愿军此时必须指挥各兵种协同，不允许一点点的失误。
再谈“心”这一关。1949年9月，中央打算把刘伯承调去总参，他却主动要求建立军事院校。他给周恩来说：“刀枪总得有人磨，得有人教后辈动脑子打仗。”1950年初，解放军军事学院刚刚起步，教材、教员、条令全靠他一点点搭架子。朝鲜战场需要司令，可未来十年打造现代国防同样急迫。让他放下学院赴前线，等于把现代化军队建设往后拖好几年，这笔账毛泽东算得明白。
接着是“位”这一关，也就是位置与架构。朝鲜战场的最大特点是“中美直接对碰”，政治分量不一般。司令不仅要懂战术，还得在志愿军后方、东北前线以及莫斯科之间穿针引线。刘伯承擅长谋略，却不是最合适的“外交型”统帅。彭德怀在陕北打游击时就常与苏联顾问打交道，也对东北重工业有直观了解，这种跨界经验对赴朝作战至关重要。
身体不支、岗位难移、角色稍欠——三关叠加，使“不能用”成为最优解，并非哪位元帅高下立判，而是全局考量。正因如此，1950年10月24日，中央军委正式发电：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邓华、洪学智等为副手；同日，军事学院加挂“刘伯承院长”牌子，确保另一条战线也能马力全开。
值得一提的是，站在院校讲台上的刘伯承并没有“退居二线”的悠闲。他每天披着军大衣从后门小楼钻进教室，和学员一起研究《美军步兵进攻条例》。有人半开玩笑问他：“院长还学这个？”他笑着回答：“想教学生，得先把自己当学生。”这句玩笑后来成了学院口号，被学员们写进黑板报。
1951年秋，第一次战役结束的战报传回北京。刘伯承听到“云山大捷”四个字，连夜把战例编进课堂，用一张放大地形图标注志愿军穿插路线。那天他连讲三节课，嗓子都哑了。校医劝他休息，他却摆手：“前线小伙子一夜跑一百里，我这几步就嚷嚷累，哪像话？”正因这股拼劲，短短三年，军事学院为部队培养了三千多名业务骨干，后来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中迅速顶上去，填补了中下层指挥员的缺口。
外界往往只看见前线硝烟，却忽略后方保障。在志愿军物资最困难的1951年冬，学院翻译组加班一个月，把美军补给手册译成中文，送往前线参谋部，让各军对缴获物资能够按美制序列进行归类使用。若无刘伯承抓队伍、定制度，光凭前线勇猛，很难把战争拖入让美军头疼的消耗战。
有人说，如果刘伯承真去了朝鲜，也许能打出不一样的战例；也有人说，他留在国内，才保证了部队升级换代。两种评价都对又都不全对，因为历史从来只能选一条路继续向前。当年那句“不能用”，实则是最高层对战略资源的统筹分配。司令员只有一个，可战争是立体的，前线与后方缺一不可。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南京逝世，终年九十四岁。病榻前的军装早已洗得褪色，衣袋里放着一副放大镜——他看地图离不开的老伙伴。人们谈起他，总会想到那场没有去成的远征。可如果把视线拉远，志愿军冲锋的背后，正是他在课堂上点亮的无数盏小灯，把一支土地革命时期的步枪部队，推向了火炮、雷达、通讯协同的新阶段。这，正是“不能用”另一种层面的“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