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9日，韩国首尔市市长李明博宣布将“汉城”改名为“首尔”。这项看似平常的举措，却是韩国长期“去中国化”政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官方解释是为了方便国际理解，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汉”字带来的中国联想让韩国决心彻底割断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自朝鲜李氏王朝定都以来，已有六百年历史的“汉城”，此刻被一纸改名宣布从历史的深处走向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从2003年起，韩国的去汉字化步伐已经悄然展开。最初仅仅是一些名牌上的“汉”字消失，但很快这种“去中国化”的姿态扩展至更广泛的领域。2010年，光化门上的汉字匾额被质疑“有辱国体”，2014年连国会徽章上的“國”字也被撤换。李明博此次的改名，不仅仅是地名变更，更是对韩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巨大冲击。六百年的历史，可以轻易推翻，民族的身份可以借助更换名字的方式来重塑。
韩国的文化断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年的累积。在废除汉字的背景下，韩国社会逐渐进入了文化的空壳化阶段。1970年，韩国总统朴正熙推行的“韩文专用”政策，旨在简化语言、提高识字率，但随之而来的弊端也很明显。韩文本身是一种表音文字，在处理涉及专业、历史、哲学等领域时，无法精准表达词义。学生对“义士”和“医师”的混淆，实际上是这个语言变革的缩影，甚至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频频遭遇语义误会。
随着时间推移，文化认同的危机愈发明显。韩文词汇中超过60%依赖于汉字，这意味着大部分的历史、法律、宗教典籍，甚至是佛教经典，都必须通过汉字来解读。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具备阅读这些经典文献的能力。碑文、族谱和历代史书中的汉字，不再是知识的载体，而成了无法接触的历史遗产。2015年，韩国政府曾试图推出“韩汉混用”政策，以解决这一问题，但迅速遭到反对，并于2018年废除。
文化认同的缺失，不仅限于语言的层面，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1998年，金大中政府提出恢复汉字教育，出发点并非文化觉醒，而是面对经济发展现实的迫切需求。由于与中国、台湾、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往来密切，年轻人缺乏汉字知识，已经无法应对国际业务中的一些文件、合同和日常交流。显然，这种由外部压力推动的政策转向，不仅暴露了语言上的困境，也让韩国在经济合作中暴露出自身文化认知的短板。
语言危机并未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即使是韩文节当天，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承认不会汉字给生活带来了不便，甚至认为“韩汉混用”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一切并非偶然，正是韩国在“去中国化”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当下社会的一大矛盾。语言不再仅仅是日常交流的工具，它背负了过多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
这场语言变革的根本问题，实质上在于对民族身份的重新定义。从“汉城”到“首尔”，从传统的汉字书写到现代化的韩文专用，韩国社会似乎在不断努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独立与自信。在这条以断裂为标志的道路上，韩国人越来越难以摆脱自己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训民正音”的诞生，原本是为了让普通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汉字，而非将其取而代之。如今，尽管汉字被从教育体系中逐渐抹去，但这一过程却使得年轻一代在接触祖国历史时面临着深刻的断裂。甚至连“训民正音”的历史背景都被误解，认为它是为了取代汉字而创制的，这种认知上的失落，正在将韩国的历史与文化一步步远离。
进入21世纪，韩国逐渐意识到文化的空洞化带来的困境。即便在多年的汉字教育停滞后，人们依然看到了汉字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从国民认同到经济发展，汉字逐渐成为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在这条漫长的文化复兴道路上，韩国人开始质疑，这样的文化“去中国化”是否真正符合历史的长远发展，是否只是削弱了自我认同的根基。
这种文化的裂变，甚至让现代的韩国人对汉字的态度变得复杂而矛盾。它既代表着历史的沉淀，又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需求。在这一场充满历史负担的变革中，韩国似乎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在文化与历史的根基上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从根本上应对未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