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刚升
本章关注的是传统大国在寻求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性与曲折性。上一章已经讨论，本书定义的“传统大国”主要不是指少数基于自身实力而在国际体系中拥有重要权力与影响力的国家，而是指传承了某种主要的古老文明传统并且在今天仍然具有较大地理疆域和人口规模的国家，或者是白鲁恂定义的“文明体国家”或“文明型国家”，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度等六个国家。
这项研究所定义的现代转型或转型(modern transformation)指从一个传统帝国或王国转向一个现代国家的完整过程，主要包括几个维度：
第一，国家或共同体维度。传统帝国或王国往往是根据暴力控制效力与统治规模经济来确定统治疆域的。就实际统治方式而言，传统帝国与王国覆盖了从纵向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到分散化的、等级制的分层统治在内的各种不同模式。而现代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往往是基于某种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原则来构建，并要求严格遵循纵向一体化的韦伯式官僚制模式。由此，传统帝国往往都需要经历一个新的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与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过程。然而，这种转型往往是艰难的。对一个传统大国来说，国家构建或民族构建的挑战，不仅在于要完成从传统国家模式向现代国家模式的变迁，而且很可能还面临着国家解体或分离主义运动带来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又会深刻影响该国政治进程的方方面面。
第二，政治体制或政体(political regime)维度。传统帝国的政体大体是两种模式：要么是某种类型的绝对君主制，即一个统治者居于帝国统治的中心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整个官僚系统则是他的助手；要么是某种类型的等级君主制或封建制，即位于帝国中央的君主和大大小小的地方统治者组成一个等级制、分散化的统治联盟。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它们都是前现代的，都不可避免地要完成向现代共和政体的转型——即便仍然可以用立宪君主制维持君主制的外衣。但这种转型是非常艰难的。对这些传统大国来说，人们数百乃至上千年以来，早已习惯于至高无上的君主居于权力中心，并依靠一个庞大且进化成熟的官僚体制与军队系统对整个国家进行统治。突然之间，这一切竟然需要推倒重来。帝国政治权力中心的整体重组，其难度不亚于任何事情。特别是，现代共和政体往往又先入为主地假定，不仅要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而且权力应该以某种和平的、制度化的竞争方式产生。但在这些传统帝国，最高政治权力无论掌握在谁手中，从来都是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如今却要以制度化竞争的和平选举方式产生，这是过去完全无法想象的。
第三，经济或工业化维度。这些传统大国面对已完成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的西方，无一例外都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较低标准来说，这些传统大国至少要实现工业革命；从较高标准来说，它们还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科学、技术与知识的系统提升，实现创新能力的巨大跨越。唯有如此，它们才有机会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第四，文化或观念维度。从观念体系上看，前现代传统帝国的民众在观念上普遍是盲从的、迷信的、服从的、静态的、宗教支配的、威权人格的、关系导向的，而现代国家的民众在观念上普遍是科学的、理性的、自由的、进步的、世俗的、民主人格的、规则导向的。现代转型也包括一系列观念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其难度不亚于其他维度上的转型。关于现代转型的四个主要维度，参见表2.1。
问题是，尽管这些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表现各有千秋，但它们普遍都遇到了转型难题。尽管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埃及与印度等国首次接触西方的时间早晚不一，并且它们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它们在现代转型的道路上并不是“优等生”，而是都遇到了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表2.2是对这五个传统大国在国家、政体、经济等三个现代转型维度上的衡量。
这里再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相关数据来考察这五个传统大国观念的现代化程度。在图2.1中，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团队，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用传统—世俗、生存—自我表达两个维度来衡量世界不同国家观念的差异与现代化程度。总体上，越是偏向于传统和生存，代表观念的现代化程度越低；越是偏向于世俗和自我表达，代表观念的现代化程度越高。显然，在图2.1中，俄罗斯位于东正教欧洲的区域，而土耳其、伊朗、埃及与印度都位于非洲—伊斯兰的区域。总体上，这几个传统大国观念的现代化程度都相对较低。
由此可见，这些传统大国迄今为止并没有在现代转型方面达成较出色的绩效。尽管很难说这些传统大国的综合表现要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至少它们要低于西方世界以外表现较佳的国家群组（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波兰、智利）的平均水平。如果考虑到这些传统大国是西方世界兴起之前人类文明的主要代表，它们在国家构建、官僚制、精英阶层与人力资源、教育与文化水平、经济与技术等方面都处在前工业社会的领先水平，那么，它们在现代转型上的表现至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什么这些传统大国会遭遇现代转型难题呢？进一步说，即便承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转型上都会遭遇难题，我们仍然可以问：这些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是否跟它们作为传统大国的某种特质有关？这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学术界过去与此相关的研究一般不太关注“大国”这个因素，而是更关注与此有关的一般议题，特别是现代化程度、经济增长与发展、民主化与政治转型、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国家建构或构建等议题。从理论视角与解释变量的角度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影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否、经济发展绩效高低、民主转型与巩固与否、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国家建构程度的一系列解释变量。这些解释变量几乎覆盖了大部分我们能够想到的历史因素（历史传统、宗教类型、主导文化、殖民地传统、帝国传统、官僚制传统等）、经济因素（经济起点、资源禀赋、经济绩效、经济危机等）、社会结构因素（阶级结构、不平等程度、族群结构、宗教结构、地缘政治因素、国际格局等），以及政治精英因素（精英的信念与行为、精英间的互动与博弈、精英的领导力等）。[插图]这些研究文献当然非常重要，为我们理解传统大国现代转型难题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背景。然而，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没有考虑大国转型难题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特定逻辑。
当然，还有少数研究文献注意到了国家规模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比如，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和恩里克·斯波拉雷的研究关注的是国家规模是否会影响该国的经济绩效。他们研究发现，在自由贸易体制下，采用开放政策的小国在经济上更容易成功；而在限制贸易体制下，大国由于国内市场更大而拥有优势。[插图]尽管他们的这项研究并没有得出国家规模与经济繁荣之间确定性的结论，但论述了国家规模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规模是通过何种机制、在哪些外部条件作用下，影响经济绩效与经济繁荣的。他们的研究对于国家规模及其后续影响的强调，对本书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仅仅强调国家规模不足以解释许多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
本书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视角来解释传统大国的转型难题。
